清代学术以考据闻名。清儒对历代地理进行了较为全面细致的考据,推动了传统沿革地理学的发展,使其达到极盛。具体到魏晋南北朝地理,清儒或校勘地理文本,或考察地理现象,或辑佚地理逸书,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清初,顾炎武《日知录》以札记体形式开后世乾嘉学派对细小问题作精深考据之先河；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以地理志为研究载体和形式,被后世以补作、校勘、注释地理志的方式而继承；陈芳绩《历代地理沿革表》是笔者所知清代最早的地理表,可视为清代以图表的形式研究魏晋南北朝地理之滥觞。　　 乾嘉时期,清儒对魏晋南北朝地理考据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乾嘉鸿儒钱大昕、王鸣盛分别在其考史名著《廿二史考异》、《十七史商榷》中都有对魏晋南北朝地理的精彩考证。前者注重从细微问题着眼,综合运用多种知识,采取多种手段考察魏晋南北朝地理,往往探骊得珠,得出很多远迈前人的结论。后者则用卓越的史识统率具体的考证,并以动态的眼光考察魏晋南北朝地理,形成了个性鲜明的考据特色。　　 洪亮吉所著《补三国疆域志》、《东晋疆域志》、《十六国疆域志》分别考察了三国、东晋、十六国时期的疆域政区,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三国志》无地理志和《晋书·地理志》不详东晋十六国的缺憾。他所开创的地理补志之风,此后为谢钟英《三国疆域表》、吴增仅‘三国郡县表附考证》、洪齮孙《补梁疆域志》、谢启昆《西魏书·地域考》、张穆《延昌地形志》、汪士铎《南北史补志·地理志》等所沿袭。这些补作以地理志的形式再现了各个时期的政区情况,补充了正史的不足。然除了吴增仅《三国郡县表附考证》体裁较独特,质量较好之外,其他大多数质量不高。　　 毕沅《晋书地理志新补正》是清代第一部魏晋正史地理志补注,其后方恺《新校晋书地理志》、成孺<宋书州郡志校勘记》,温日鉴《魏书地形志校录》、杨守敬《隋书地理志考证附补遗》等对魏晋南北朝正史的地理志进行了校勘和注释。它们或者校勘地理志的文字,或者考证地理志的内容,许多结论值得关注和借鉴。　　 清末民初的杨守敬则集清代地理考据之大成,以毕生精力著有《历代舆地图》,其中的魏晋南北朝地图充分参考之前的清儒考证成果,结合自己的研究心得,以舆图的形式对魏晋南北朝地理进行了总结,是当时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的历史地图。　　 清儒魏晋南北朝地理考据还包括对地理书籍的辑佚。像侯康《补三国艺文志》、丁国钧《补晋书艺文志》、汪仁俊《补宋书艺文志》、陈述《补南齐书艺文志》、王仁俊《补梁书艺文志》、李正奋《补后魏书艺文志》等著作,均是对正史艺文志的补作,其中都补有史部地理类书目,从中可以较为全面地了解魏晋南北朝时期地理学著述的概况。此外,毕沅辑有<晋太康三年地记》和《晋书地道记》两部重要的西晋地理典籍。王谟的《汉唐地理书钞》更是辑佚魏晋南北朝地理典籍的重要成果,当时很多重要的地书均被辑入其中。陈运溶《麓山精舍丛书》(第一集)则辑有湖南地区的魏晋南北朝地书。　　 总之,对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地理的,清儒的考据根据正史的不同特点采取不同的方式,有地理志者,采取传注或校勘的方式进行专门研究,无地理志者,则对之进行补写以苴其阙。研究成果则采用了地理考、地理志、地理注、地理表和地图等不同的表现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