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晋中区域内的经济发展和城镇化过程，呈现出一种独特的样貌。一方面，晋中区域各城明显沿袭着传统中国州、郡、府、县一类政治性城市治理结构，另一方面则突出表现为在既定城市发展框架范围内，最大限度实现地方城市经济发展的商业化城市发展的诸多特征。我们称之为一种典型的商业性格。关于这一点，既可以通过晋中文化与晋商文化的相互渗透和影响得以体现，也可以通过当代“发展经济学”相应研究课题的若干要素得以阐释与考量。其他如晋中乡土社会的嬗变过程、晋中成为清代国内经济、金融中心市场，以及由此形成的商业圈和其对社会的聚合作用等，也都有着相近的表现内容。　　明代晋中的地方手工业特色并非异常突出，从山西范围内各自不同商帮群体的发展实力与社会影响力来看，晋中商帮群体也仅仅处于一种蓄势待发的状态。明代晋中城市的空间结构变迁、城市职能特点等，也并非是当时国内最具代表性的内容。那么，由明及清，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强势力量，改变了明代晋商群体的实力结构和发展结构呢？从对晋中经济发展与城镇化发展的过程来看，更多的是一种地域性的变迁，以及由此带来的晋中社会生态结构的变化，包括地方文化与宗教等类特定内容的交互影响。　　清代，涉及国内社会经济发展根本形势的变化，晋中商帮群体自身的发展和晋中的城镇化变迁过程显得尤为突出。晋中商人群体的迅速崛起，以及晋中商业资本的大量集中，有助于明代中后期尚属蓄势待发的商帮群体迅速取代以往的传统晋商群体，一跃成为掌控国内经济发展和金融市场的一股独立且强悍的力量。与此同时，晋中的乡土社会格局得以瓦解，人口流动和城市人口的结构性转型变化，较之以往任何一个朝代都更为频繁和意义重大。社会风气上的整体性重商倾向，商会组织及其社会职能的变迁过程等，某种意义上为晋中商帮群体实际控制晋中社会权力提供了便利。传统社会的重组与城镇化特征，由此得以凸显。一定程度上，清代晋中商帮群体的民间组织形式、绅商合一的特性、晋中商帮群体在基础教育与传统科名的协调，以及晋中文化的发展等方面，在促进该区域经济发展与城镇化变迁进程中发挥了显著的作用。　　按照常规意义上的概念界定，经济发展所引发的“城镇化”发展过程，实质上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生产力进步所引起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价值观念转变的一个过程。城市的作用，不外是发展经济、繁荣文化、振兴实学、渐变民风。明清晋中商业与城镇化的发展，最直接的影响是伴随晋中各城外来人口和商品的大量涌人，以及明清时期该地区商业贸易的发展，而来的某种特殊的经济心态和生活方式，数百年来不断冲击着这片土地上传统的文化心态和生活方式，形成了明清时期尤其是有清一代晋中独特的发展模式。不同学科从不同角度对城镇化的含义做出了解释。但通过比较，可以发现其基本内涵是一致的。城镇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由农村向城市转移、农村地区逐步演变成城镇地区、城镇人口不断增长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不断提高，同时城镇文化和城镇价值观念成为主体，并不断向农村扩散。换句话说，人口向城镇集中的过程，即为城镇化。　　以明清时期晋中商业与城镇化进程问题作为专题的研究阐述，在诠释晋中乃至同一时期山西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态势的理由，部分在于所选取样本城自身独具的一种强烈“商业性格”。这种商业性格，一方面源自明清时期晋中绅商势力对地方社会变迁所加诸的影响力，一方面与明中后期萌发的中国近代资本主义萌芽态势有着直接的传承与呼应关系，由此奠定了明清晋中城镇发展的基本走向。这其中，最有意义的地方在于通过本专题的研究探讨，可以从中反映出中国近现代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方面的一个基本趋向。明清以来，涉及晋中地区地方人文方面的诸多内容，在从传统到现代的发展过程中，看上去也许不那么高雅细腻，难免夹杂些为人所诟病的商业气味。但这样的“粗糙”却使人们挣脱了太多传统积淀和文化的束缚以及排斥性，而变得更具有开放性，更易吸纳各方文化的意旨和精华。　　当代，涉及“历史的晋商”以及“晋商的历史”范畴的一种研究困局随处可见。由于史料的匮乏，在专题研究中本已倍感艰难。而在当代大众传媒的交互影响下，这一学理意义上的历史或者说史实，目前几乎已被“晋商的历史”——一种更加合乎传媒与民众口味，更加概念化符号化的“晋商形象”——所替换。有鉴于此，《明清晋中经济发展与城镇化变迁》一文尝试性地在“历史的晋商”问题上有所涉猎，以资补足“晋商的历史”之局限。对明清晋中经济发展和城镇化变迁过程的研究，也许有助于我们从城市经济学以及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角度，进一步发散阐述现代城镇发展过程中，有涉土地租金、土地利用模式、市镇交通、犯罪等方面，以及现今颇受关注的城镇居民住宅问题等等。这是近代经济史和城镇史学、社会学研究对现代社会的嘉惠所在。　　为此，在相应的具体的经济史研究过程中，我们希望能够通过田野考古、口述实录、数据测量以及史料分析统计，通过定量定性的研究专题，使诸多历史事件作为我们的直觉与想象被重新提炼出来，用以解释今天我们所能理解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当然，仅仅有想象力还不够，也许还需要一种直觉。因为历史毕竟是“对个别事物的一种认识”，而且是对真实历史的一种认识。明清时期的商业经济发展，有其内在的必然性和基本逻辑。这其中，来自民间的自发性的人口流动，是促进明清国内经济发展的基础动力之一。如山西这样“土瘠天寒，生物鲜少”的内陆省份，因“岁自食不能得”而“不得不贸迁有无，取给他乡”，究其原因，实在是“原其不得已之初心也”。山西由于始终无法解决人多地少的生存矛盾，迫使包括晋中在内的很多人选择了外出垦殖和经商的道路。加上政府在口外的招垦政策，吸引了相当一部分山西人走西口。尽管中国很早就存在这种人口的分化和移徙，但其出现于明清两代则含有一定的新意义。　　明代中叶后，自身独特的社会经济环境，成就了晋中区域内一种独特的发展模式。至于明清晋中城市自身的发展，即所谓晋中“城市的城镇化”问题，以及作为不同学科领域研究对象的晋中城镇化问题，虽然在研究探讨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史料阙如的困境，但即便是最抽象的城镇化，如城市整体运动过程的城镇化理论及观点，显然也无法否认明清晋中在此领域内所取得的骄人成绩。因此这不单是史料的佐证问题，而是如何理解这一时期总的社会经济发展趋势的问题。我们认为，晋中在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自身体现了两种典型意义:首先以工商兴城的发展模式，代表了两宋以后传统社会城镇化的主流。其次，明清晋中的发展符合城镇化发展的一般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