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我国出台的《个人信息保护法》第45条第3款初步确立了数据可携权。该权利虽然在形式上接近GDPR中的数据可携权,但在立法目的、规范结构、权利模式、监管层面等方面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在信息与数据二分的框架之下,中国数据可携权更准确的称谓应当是“个人信息转移权”。相应地,该条款的法律适用必须解决诸如规则的可操作性、与相关权利条款的关系以及个人信息转移风险的防范这类中国问题。中国的数据可携权条款在可转移的个人信息范围、义务主体的响应时间和权利行使的限制等方面尚需进一步明确可操作性的标准,且数据可携权条款与相关条款的关系不甚清晰,在权利的现实化过程中还面临着如何在兼顾信息安全与有序流动的前提下系统化地防范个人信息转移风险问题。为使数据可携权在我国更具落地可操作性,现有的法律规范需进一步细化。在建立可操作性标准方面:可转移的个人信息不应受到来源的限制,观测数据不应纳入其适用范围;限定信息处理者在一个月内响应主体请求;确定统一的信息格式和差异化的转移要求,同时对数据制定分类保护标准,建立国家-省级-市级三级主体监管机构。在明晰数据可携权与其他权利的关系方面:该权利的行使要让位于删除权、隐私权,同时不得损害公共利益与其他权利的自由实现。在信息转移风险防范方面:建立个人主导、安全与有序流动共存的适用模式,同时明晰义务主体的责任划分与权利主体的多元救济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