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是不同文化、文明间发生碰撞冲突与沟通交流的基础,这一点在近现代基督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遇、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的交互作用当中体现得尤为充分。作为一位将基督教神学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有机结合的著名神学家,对赵紫宸而言,任何的标签都比不上“人”本身来得重要。他首先是一个人,其次才是知识分子、神学家、社会活动家,他对于一切神学理论的思考、研究和改进都是基础于人性、发展于人性(其中,实用主义是他的方法论,而找寻人类生命的意义则是此方法论的根本目的)。因此,本文对于赵紫宸先生神学思想的探索与研究亦是基础于人性、发展于人性。在此基础上,本文采取“角色代入式”的研究模式,以三类人群(19-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19-20世纪的基督教神学家型知识分子和19-20世纪的中国基督教神学家型知识分子)作为主要参照对象,同时结合义和团运动、儒家科举的衰退与新式教会学堂的兴起、民国初期的耶儒斗争(包括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非基督教运动、两次世界大战等基督教中国化的重大历史事件,对赵氏神学思想的独特性及其成因展开深入剖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