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加入WTO后,我国尤其是沿海地区的经济增长一直维持在较快水平上,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要素收入分配结构出现扭曲甚至失衡的态势。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劳动收入占比总体呈下降趋势,目前已落后于大部分国家,甚至包括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在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的背景下,劳动收入占比低可能不仅意味着劳动和资本收益分配的失衡,也或许将成为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绊脚石。从产业层面看,造成我国劳动收入占比过低的一个直接原因就在于,制造业劳动收入占比长期在低位徘徊。这与我国制造业由于低廉的劳动力禀赋优势,从而处于价值链的低端地位是密不可分的。近年来,在制造业日益融入国际市场的进程中,制造业行业结构在不断优化,高新技术产业和先进制造业的比重也在逐年提高,劳动收入占比的变动趋势发生了转变。随着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的趋势,制造业企业为提高竞争力通过业务转型和服务创新实现制造业服务化。服务广泛地参与到生产制造及经济发展的各个层面,有助于制造业生产过程中运营的高效和高附加值的提升,成为新技术和创新的重要传播者及提供者。因此,研究制造业服务化与劳动收入占比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在国内外文献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通过构建模型、指标选取和数据收集进行实证分析,探寻制造业服务化影响劳动收入占比的机理。具体地,分为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讨论:首先,基于产业与区域特征互动的视角,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对我制造业服务化与劳动收入占比的关系进行研究。在中国转型背景下,基于地区间劳动收入占比的差异性,引入代表空间特征的区域变量市场化、开放和市场规模,验证区域异质性因素对制造业服务化的劳动收入分配效应产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制造业服务化和市场规模的扩大对制造业劳动收入占比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相反,市场化的推进、开放程度的提升均不利于劳动收入占比的提高,且减弱产业互动与劳动收入占比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市场规模的扩大则加强这种正向作用。各地区应加快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提高制造业投入服务化程度。同时,打造人才高地政策,重视人才的培养,提升工人知识水平、创新能力,确保劳动和资本均衡发展。在行业层面,利用制造业内部分行业投入服务化和劳动收入占比的特点,对我国制造业服务化与劳动收入占比的关系进行研究,分析不同行业特征制造业服务化的劳动收入分配效应的差异性。通过企业层面和行业层面数据的匹配,用开放程度、市场结构和垂直专业化程度表示行业异质性,阐明三种因素对劳动收入占比影响的重要性。制造业服务化对劳动收入占比产生的积极作用具有行业异质性特征。从分行业看,制造业的资本密集度越强、技术水平越高,投入服务化对劳动收入占比的正向作用越强。同时,开放程度和市场结构等行业异质性因素通过制造业服务化对劳动收入占比产生间接影响。对于低生产率制造业,主要加大技术和知识含量高的金融、信息及科技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投入,培养服务业要素投入的技术优势,使制造业服务化程度得到提高。对于中高生产率行业,为确保劳动和资本的均衡发展,主要是注重人力资源的配套。最后,从全球价值链分工视角出发,提出一个分析制造业服务化对劳动收入占比影响的理论框架,系统考察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和分工地位对制造业服务化的劳动收入分配效应的调节作用。其中特别考察服务投入异质性产生的影响,以弥补现有文献对制造业劳动收入占比下降原因分析的缺失。制造业服务化对劳动收入占比产生正向作用,随着经济由“工业化”向“现代化”推进,两者关系转为负相关,整体呈倒U型变动趋势。由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我国目前处于倒U曲线的上行区间。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深化在很大程度上减弱了制造业服务化对劳动收入占比的正向效应。我们应提升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使服务向制造业价值链两端延伸,获取实质分工和贸易利益。从生产性服务投入异质性的视角来看,电信服务化、金融服务化和分销服务化对劳动收入占比的正向作用明显,而运输服务化的提升效应并不显著。运输服务化改革需引起更多重视,应加快落后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构建现代物流体系,提高企业资源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