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以来，人民币汇率决定上的争端始终是中美双边关系中一个焦点问题。本文试图运用不完全信息下的双层博弈理论，用国内和国内互动、政治与经济互动的模式对人民币汇率决定问题进行研究。　　一国的汇率指的是用本币标注的外币价格，具有外部效应。汇率贬值会产生负外部性，斯蒂格利茨认为存在负外部性的产品会过度产生，问题的解决有赖于中央权威或博弈均衡。在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体系中，一国的汇率决定不是由单纯本国内部需求所决定的内政问题，而是一个国际合作问题。在双层博弈理论的框架中，合作的可能性由合作双方国内获胜集合的大小所决定。利益、制度、观念、信息等各类变量在国内国际两个层面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获胜集合的形成。国际合作的实现既取决于国内层面各类行为体的政治过程，也有赖于国际层面谈判代表的战略互动。行为体在进行博弈和互动时并不是完全理性的，行动和策略的依据是对利益的认知而非利益。信息是行为体进行利益计算的依据，但信息分布在国内、国际两个层面进行博弈的各类行为体之间的并非是均衡的。行为体的观念也是重要的，观念影响着行为体的计算能力和偏好。权力结构和国内政治制度既决定着行为体的利益，也影响着观念的形成和信息的传播，从而影响行为体对利益的认知。谈判代表是连接国际层次与国内层次的桥梁，同时在这两个层面下棋，谈判者的谈判策略也影响着获胜集合的大小。　　中国经济在过去几十年的快速发展是战后“东亚奇迹”的一部分，与产生东亚奇迹的其他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新家坡、中国台湾、马来西亚等一样，中国在经济腾飞时也拥有一个掌舵型政府，掌舵型政府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密切联系是“东亚奇迹”的一个显著特征。在进行国际合作时，掌舵型政府的一些特征会对国内行为体的利益认知和利益表达产生影响，进而决定着获胜集合;另一方面，在国家与市场的关系上，掌舵型政府拥有更大的能力在国际谈判上运用策略组合影响获胜集合。　　上述研究，有助于理解中美双方在人民币汇率决定问题上进行国际合作的程度、方式以及未来的方向。中美人民币汇率争端实际上是在解决人民币汇率决定外部性上的国际合作，合作的可能性和方式由中美两国的在人民币议题上的获胜集合所决定，而影响获胜集合大小的主要因素有国内社会行为体与政治行为体的利益认知、国内制度、信息、观念以及国际层面谈判策略的运用。在民主制的美国，国内政治行为体和社会行为体之间的关系符合委托——代理人假设，代表制造业和产业工人的这些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的核心社会行为体通过政治表达和信息供给，影响着行政机构和立法机构的偏好。美国国内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的获胜集合的基础是议会的提案，但是总统和行政机构可以否决这提案。中国政府是典型的掌舵型政府，政治行为体的利益认知在汇率偏好结构中起到主要作用，在人民币汇率上获胜集合的基础是汇率制度改革与宏观经济结构调整相对应，汇率制度的改革是中国政府全面深化改革的一部分。中美两国在国际谈判上可以运用的策略组合的能力不同，掌舵型的中国政府拥有更大的能力实现边缘支付、议题联系等策略来扩大美国的国内获胜集合，获得谈判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