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理方向”是一个具有重要文学史意义的话题。20世纪40年代，“赵树理方向”作为“衡量边区创作的一个标尺”被树立起来。为赵树理及其创作带来极大声誉的“赵树理方向”并不能完全涵盖赵树理小说的内涵，两者之间的差异在文艺界依据《讲话》精神对赵树理小说所进行的阐释中被有意识地置换、消解和忽略掉了。周扬、陈荒煤等人对“赵树理方向”的阐释，从阶级斗争、地主与贫苦农民的二元对立角度解读赵树理小说，他们对创造“新农民形象”的重要性的反复强调和对人物形象的政治性拔高恰好迎合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尺度。 就总体而言，“赵树理方向”并非赵树理自己的创作方向，而是文艺界领导人借助赵树理小说中合乎中共文艺政策需要的部分将其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相结合而构造出来的。赵树理的创作方向则是在文学创作中站在农民利益的立场、以民间文化为本位、反映农村真实、表现农民现实生活的文学观和价值理念。赵树理的创作方向与“赵树理方向”的区别实际上是民间利益立场与政治功利立场的区别。 1949年后，“赵树理方向”在主流话语中的地位忽沉忽浮。在对“政治性”的极端化宣扬中，他所追求的价值被逐渐消解。缺乏典型的英雄人物的塑造，成为赵树理小说的“致命缺点”。从对《十里店》等作品的修改中，可以看出赵树理在“塑造英雄人物”上的努力以及此种努力因不符合主流意识形态要求而必然失败的趋势。作为一种由文艺政策构建的“赵树理方向”终于因为赵树理本人政治生命的终结而画上了句号，却在文学史和思想史上留下了一个不免沉重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