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1873-1929)是中国近代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在政治、文学、思想、学术等领域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他身上交织着学者与政治家的双重角色。无论为文还是从政,他都从国家危亡的现实关怀出发,其终极目标是建立一个民主富强的新中国。作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的奠基人之一,学界对他的言论活动已进行了广泛的探讨,然而现有研究大多都是从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的某个侧面或某种观点入手的,对梁启超民族主义论述在不同时期的变化及其内在的复杂性关注不够。本文试图进一步清理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演变的脉络,并以此为参照来省思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从19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至20世纪二十年代末,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思想经历了三次重大的变化。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初期(1899-1904),梁启超向国人引进和阐述了现代民族国家观念：他首次提出“民族”、“中华民族”和“民族主义”等核心概念；通过分析如何使中国由“朝廷”变为“国家”、中国人从“部民”变为“国民”,梁启超将民权思想的确立看作是建成新型民族国家的基础,从而表达了一种结合了民主主义的民族主义思想；而在1903年游历美国归来之后,梁启超有选择地接受了伯伦知理的国家有机体论学说,强调政府权威和政治秩序的统一乃是中国应对“民族帝国主义”冲击的有力保障,这表明其民族主义思想经过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中介而融入了国家主义的因素。基于“欲兴其国者,必先新其民”的思路,梁启超提出了一套系统的“新民”理想,并对中国“国民性”中的奴性(缺乏自主意识和权利观念)、私性(缺乏公德和国家观念)等弊病进行了批判性的探讨。作为当时中国影响最大的启蒙宣传家,梁启超关于民族国家观念的以上论述使他成为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想的奠基人。辛亥前后,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中的国家主义因素继续加强,这主要表现在他关于“国权”为主、“民权”次之的论述之中。而在政治主张上,他也倾向于带有权威主义色彩的“开明专制”论和“虚君共和”论；与此同时,在《国性篇》等著述中,他对中国“国民性”的探讨更多的是从肯定和认同的视角展开的。“五·四”前后,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思考由政治层面转向文化层面,成为“东方文化派”的主要倡导者；不过,他对中国文化民族性的强调并非是简单的复古,而是经由中西文明的“化合”而形成“第三种文明”。梁启超一生多变、善变,他的民族主义思想对于后人来说是一份复杂、丰富的遗产。民主主义的民族主义和权威主义的民族主义,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都充满了紧张,而如何看待中国的“国民性”,至今仍然困扰着每一个反思中国问题的后来者。在全球化已经成为一种趋势的今天,我们必须认真对待当下的民族主义,真正建构起一种理性的、健康的、和平的、开放的民族主义,这也是梁启超所提出的民族主义思想的真实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