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国际分工模式的演变,国际分工的主导形式逐步从传统的以最终产品为界限的分工模式,发展为以产品价值增值环节为界限的分工模式,即称为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s,即GVCs)分工。这种新型分工模式对一国贸易流量和贸易增长的性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企业异质性为代表的新新贸易理论指出贸易增长可以通过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即二元边际的增长来共同实现。学术界一般认为,就出口增长而言,集约边际是指出口产品数量的扩张,扩展边际则是指出口产品种类的扩张。作为中国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程度高且出口增长快的行业,中国制造业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呈现出怎样的特征?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对中国制造业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有怎样的影响?这些正是本文试图解决的问题。本文拟通过测算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相关指标并测度中国制造业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然后分析全球价值链分工对中国制造业出口增长二元边际的影响途径,最后通过实证模型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影响中国制造业出口增长二元边际进行实证检验。首先,按照Koopman等人(2010、2014)的方法,以增加值贸易测算的GVCs位置指数和GVCs竞争力指数来反映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状况,并采用与Amiti和Freund(2010)类似的方法测度中国制造业出口增长二元边际,本文研究发现:第一,从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状况看,中国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还不够高;第二,从出口增长二元边际来看,中国制造业的出口增长主要是依靠集约边际来实现,扩展边际的贡献度很小。其次,从理论上分析了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影响制造业出口增长二元边际的途径,并采用计量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本文研究发现:第一,全球价值链分工对中国制造业整体以及不同要素密集度制造业的出口增长二元边际均有影响,对制造业整体及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出口增长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扩展边际的正向影响,对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及知识密集型制造业出口增长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集约边际的正向影响。第二,从影响途径来看,全球价值链分工主要通过生产效率提升、要素结构调整、技术创新升级这三种途径影响中国制造业出口增长二元边际,但影响机理存在行业差异性:(1)对制造业整体出口增长扩展边际的正向影响主要通过生产效率提升这一途径实现;(2)对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出口增长扩展边际的正向影响主要通过要素结构调整和技术创新升级这两条途径实现;(3)对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出口增长集约边际的正向影响主要通过生产效率提升和技术创新升级这两条途径实现;(4)对知识(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出口增长集约边际的正向影响主要通过技术创新升级这一途径实现。第三,除了全球价值链GVCs这一主要因素,全要素生产率、资本劳动比、研发投入这三个因素对中国制造业出口增长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均有不同的影响:全要素生产率TFP变量对制造业出口增长集约边际有正影响,对扩展边际有负影响;资本劳动比KL变量对制造业出口增长集约边际有正影响,对扩展边际有负影响;研发投入RD变量对制造业出口增长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均有正影响,但是对集约边际的影响大于对扩展边际的影响。最后,基于以上研究结论,笔者提出了促进中国制造业出口稳定增长如下政策建议:第一,提高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第二,进一步提高中国制造业各行业的生产率;第三,逐步调整制造业生产中的要素投入结构;第四,加大技术引进和制造业新产品研发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