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计就是在委托代理关系中,以提高代理效率为出发点而产生的一种制度安排。审计报告是审计工作的最终产物。注册会计师通过审计报告就被审计单位的财务报表是否公允反映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表明专业意见。通常而言,注册会计师对上市公司年度财务报表审计后出具一份审计报告即可。但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公司某一年度的财务报表对应两份审计报告或者年度审计报告中出现两个不同的审计签署日期,即本文所指的“审计报告重述”现象。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审计报告重述领域的文献寥寥无几,该现象尚未引起学术界的重点关注。本文将尝试性地对审计报告重述这一现象进行研究,结合案例对审计报告重述的动因及效应展开初步的探索。本文首先探寻了审计报告重述现象的理论基础。运用信任理论和契约理论解释审计报告重述深层动因。审计报告重述根源是为了修复或重建财务报表与其使用者之间的信任关系,而这种信任关系建立在审计契约之上。故而,上市公司、监管机构、会计师事务所以及其他利益相关方均有可能成为信任关系修复或重建的需求者及推动者。进一步,本文运用行为学理论的首因效应及损失规避效应,分析审计报告重述可能产生的影响。首因效应会使信息使用者对原审计报告赋予更大的权重,而损失规避效应会使信息使用者赋予“坏消息”更多的权重。因此,当审计报告重述后,即使审计意见的“清洁度”得以提升,信息使用者也不会给予过多乐观评价;而当审计意见“清洁度”降低,即使原审计报告为无保留意见,也不足以抵消信息使用者对重述后审计意见的悲观情绪。在理论分析基础之上,本文对我国A股上市公司2001年-2019年度审计报告重述的数量、审计意见变化、利润调整幅度、重述原因说明与会计师事务所更换进行统计分析,以了解我国审计报告重述的现实情况。统计后发现:审计报告重述数量呈上升趋势,但与财务重述数量并未表现出明显相关性;在审计意见发生变化的公司中,重述后审计报告的意见“清洁度”得以提升的占大多数;审计报告重述之后,大部分的公司利润进行了调减,且利润调整幅度集中在-50%至0的区间;在发生事务所更换的公司中,选择同级更换的占比最高。同时,本文还发现审计报告重述存在对外披露不明确、重述后审计报告中对原审计报告的说明不规范以及重述原因表述含糊不清等问题。在了解我国审计报告重述的现实情况之后,本文选取其中五个具体案例展开深入研究。通过对比分析发现,引起审计报告重述的直接原因主要有审计意见的性质、财务重述、财务舞弊、期后事项和监管压力。对于上市公司而言,董事会主动提起审计报告重述主要是因为发生财务重述,而财务重述的原因各不相同。对于监管机构而言,责令重新审计是一种监管手段,意在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问题进行规范。对于会计师事务所而言,进行审计报告重述的原因主要是被审计单位出现影响审计意见的期后事项。在重述后审计报告格式设置上,是否以及如何对原审计报告进行说明极不规范。对审计报告重述效应分析后发现,市场对审计意见“清洁度”提高的公司并未表现出明显积极态度,而对审计意见“清洁度”降低的公司表现出消极态度。从监管角度来看,当原审计报告为无法表示意见或否定意见时,公司会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特别处理,但即使重述后审计报告的审计意见变为了无保留意见,监管机构也不会为此撤销对其退市风险警示的处理。因此,重述后审计报告更多是对外界的信息安慰。从媒体态度来看,相比于公司自发的审计报告重述行为,媒体对于非公司自发的重述行为评价更为负面。且两份审计报告的时间间隔越长,媒体的关注度越低。本文的研究有助于信息使用者正确认识审计报告重述行为,并促进审计报告重述制度的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