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的象征剧按照主题思想的不同可分为三大类别,对殖民罪恶与资本崇拜的批判,对宗教禁忌与分裂的反思以及对梵我合一的精神追求。这三大不同主题的背后隐藏着相同的叙事结构,即沉沦——拯救的叙述结构,这一叙述结构既是推动戏剧情节发展的有利方式,也是印度传统的梵我一如价值观念的自然流露。在这沉沦的背后是泰戈尔对印度近代社会中的人的主体精神缺失的批判,而拯救的指向却是充满博爱、平等、和谐的人道主义思想。西方的象征主义戏剧在外在的戏剧结构上也有着相类似的沉沦——拯救的叙述模式,但是它们内在的精神指向却是,对近代资本主义发展以来人的理性极度扩展与主体精神的过分膨胀的批判,反映的是面临精神危机与信仰迷失的西方世界对神灵世界的企求。泰戈尔的象征剧虽和西方的象征主义戏剧有着表层上的相似之处,但究其实质却有着根本的不同。这是东西方戏剧酝酿突变与转型的开始,泰戈尔和西方剧作家各取所需地从对方的文化因素中汲取各自需要的艺术精神与表现手法,从而推动了各自戏剧艺术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