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已经有大量的研究表明企业进行盈余管理受各种动机的影响,包括资本市场动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配股、避亏、并购和迎合证券分析师的预测等)、契约动机(高管薪酬和债务契约等)以及政治成本动机(行业监管、避税和反垄断监管等)等。纵观国内外盈余管理动机方面的研究,基于政治成本动机方面的研究仍不成熟,而且现有的相关研究也主要是基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成熟市场经济的背景,对于处于我国特殊制度背景下和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的企业基于政治成本动机进行盈余管理的研究就更加少见。所谓政治成本,是指企业因为受到行业管制、税收壁垒、反垄断监管等政治活动的影响,导致企业财富发生转移,给企业造成经济损失所付出的成本。由于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时期,我国新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西方成熟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存在不小的差异,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仍不完善,政府行为对企业的影响正在减弱但仍然很大。因此,政治成本对我国企业盈余管理影响的研究就显得不可或缺。2011年10月底,“PM2.5爆表”事件发生,引起了全社会围绕“什么是PM2.5”、“中国为什么不公布PM2.5值?”、“PM2.5对环境和健康有什么危害”等的关于PM2.5大讨论,使得以PM2.5为代表词的雾霾灾害性天气现象变得妇孺皆知。到现在,一到秋冬季节,各地雾霾弥漫便频频上了头条。雾霾大范围覆盖全国几十个省市,重污染下的雾霾锁城,似乎已经成为了一种常态化。鉴于此,相关立法机构下定了关于大气污染防治立法修法的决心,加快了大气污染防治立法修法的进程,出台了一系列针对大气污染防治的法律法规,政府部门大气污染防治执法监管的力度也大大加强,环保税也极有可能在一两年内开征。在此严峻的现实背景之下,我国重污染企业在“PM2.5爆表”事件发生后,面临由于雾霾带来的立法机构加快大气污染防治立法修法、政府部门大力加强大气污染防治执法监管力度和环保税即将开征等方面的政治成本徒然上升。由此,引出本文的主要研究问题:我国重污染企业面临由雾霾带来的如此巨大的政治成本,是否会通过盈余管理操纵盈余来加以规避?进一步地,不同利润水平的重污染企业在此形势下的表现是否一样?不同规模的重污染企业在此形势下的表现是否有所不同?在我国特殊的制度背景下,国有重污染企业与非重污染企业面对雾霾带来的政治成本时的表现是否存在差异?针对上述研究问题,本文主要通过理论分析、文献述评和现实分析,提出了本文的四个研究假设:一、在“PM2.5爆表”事件发生后,雾霾给重污染企业带来的政治成本急剧上升,重污染企业因此会进行向下的盈余管理;二、在“PM2.5爆表”事件发生后,利润越丰厚的重污染企业由于面临的政治成本更高,越会进行向下的盈余管理,降低其报表利润;三、在“PM2.5爆表”事件发生后,规模越大的重污染企业面临的政治成本越高,越会进行向下的盈余管理降低报表利润,以减轻或者规避高昂的政治成本;四、在“PM2.5爆表”事件发生后,相比国有重污染企业,非国有重污染企业由于面临更高的政治成本,将更有动机进行向下的盈余管理。通过选取环境保护部2013年发布的《关于执行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的公告》规定的重点控制区域内的六大行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2007-2014年作为样本期间,本文对应四个研究假设分别构建了四个实证分析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为降低雾霾带来的政治成本,我国重污染企业显著进行了向下的盈余管理;利润越丰厚的重污染企业越有动机进行向下的盈余管理,而政治成本有可能会使高利润重污染企业的盈余管理水平得到抑制,但是证据并不充分;重污染企业随着自身规模的增大,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越强,且会进行向下的盈余管理,但在“PM2.5爆表”事件发生后,规模越大的重污染企业却进行了向上的盈余管理,政治成本的“规模假说”未成立;非国有重污染企业与国有重污染企业相比,在“PM2.5爆表”事件发生后,虽然面临的政治成本更高,非国有重污染企业却进行了向上的盈余管理。本文的研究结论说明,在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研究我国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必须要考虑经济社会转型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政治成本对于我国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高昂的政治成本将会促使我国企业进行盈余管理,减轻或者规避政治成本。更深层次的,本文研究也表明我国立法机构大气污染防治立法修法和政府部门大气污染防治执法监管等方面的工作效果显著,对于促进过去30年里以牺牲环境、资源和生态为巨大代价持续高速增长模式下的重污染企业转变发展观念,调整能源结构,加大环保技术改造和研发投入等,同时促使我国企业和公民提升环保理念,切实进行环保行动,改善营造美好生产生活环境,有着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