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重性抑郁障碍(Major Depression, MD)是精神科临床常见的一类精神疾病,其在病因和临床特征上均具有异质性。MD发病的危险因素可能与遗传因素与环境因素的交互作用有关,而其在临床表现型上同样具有明显的差异,包括抑郁首发年龄、疾病严重程度、症状特点、复发次数等。许多研究表明,家族遗传因素是MD发病强有力的危险因素,一项近期的荟萃分析发现,与对照组的亲属相比,MD先证者一级亲属抑郁症的终生患病风险增高2-3倍。然而,不同抑郁症患者其潜在的家族患病风险亦不同,既往研究已经发现一系列临床特征能够预测重性抑郁障碍患者的家族易感性,包括首发年龄早,反复发作,社会功能损害,最严重抑郁发作时的持续时间长,符合DSM-IV A诊断标准的症状总数多等。然而,上述结果均为以欧洲人群为背景的研究。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探寻能够预测中国汉族女性重性抑郁障碍患者家族患病风险的临床特征,并与既往研究结果进行比较,以期寻找到影响重性抑郁障碍患者家族聚集性的共同特征。方法1.研究对象：所有研究对象均来自目前正在进行的CONVERGE (China, Oxford and VCU Experimental Research on Genetic Epidemiology study of major depression)研究。入组标准：(1)女性；(2)重性抑郁障碍发作两次或两次以上；(3)祖父母、外祖父母均为汉族；(4)目前年龄30-60岁；(5)抑郁障碍首发年龄14-50岁；(6)抑郁障碍首次发作之前没有药物或酒精滥用史。排除既往有双相障碍或其他任何形式的精神病性疾病史。本研究草案已经通过牛津大学伦理委员会及中国各协作医院伦理委员会的批准,所有受试者同意接受访谈并签署书面知情同意书。截至本研究,我们从全国21个省市的40个城市的51家省级精神卫生中心和综合医院的精神科共纳入患者1970例。2.方法：(1)评定工具：①使用复合性国际诊断交谈表(CIDI)对重性抑郁障碍进行诊断。②使用家族史研究诊断标准(FH-RDC)评估患者父母和同胞的抑郁症病史。以上评定工具由CONVERGE团队从既往弗吉尼亚双生子研究(VATSPUD)的访谈内容中翻译并修正。(2)评定方式：所有问卷填写和资料收集均通过与受访者面对面的访谈完成。所有访谈内容全部编入由牛津大学开发的被称作SysQ的计算机系统,以中英文双语显示。访谈员在进行访谈前要经过CONVERGE项目组至少一周的培训,访谈过程同时使用录音笔录音,平均每个访谈时间约为2小时。3.统计分析：使用SPSS17.0对数据进行统计描述和统计分析,家族史与数值变量的单因素分析使用Logistic逐步回归,与二分类变量的单因素分析使用卡方检验,多因素分析采用二分类Logistic逐步回归分析。结果1.1970例重性抑郁障碍患者中有69人(3.5%)没有正确完成家族史问卷被排除本研究,因此纳入研究的患者共1901例。所有1901例重性抑郁障碍患者中,报告有至少1名一级亲属同时患有抑郁症者有624例,家族史阳性率为32.8%。2.以有无家族史的二分类变量为因变量,以可能预测重性抑郁障碍患者家族易感性的因素作为自变量,分别进行单因素分析。选入的自变量包括首发年龄,复发次数,社会功能受损程度,发作持续时间,DSM-IV A诊断标准的9项症状,符合DSM-IV A诊断标准的症状总数,其他抑郁症状如易怒、无望感、哭泣、无助感、焦虑/紧张,起病有无生活事件等20项。其中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的因素共有5项：最严重抑郁发作前无明显诱因,存在两项DSM-IV A诊断标准的症状：无价值感和注意力集中困难,缺乏其他抑郁症状：易怒和焦虑／紧张。否认存在无助感、首发年龄早和符合DSM-IV A诊断标准的症状总数这3项临床特征对重性抑郁障碍患者一级亲属的患病风险具有一定的影响,但未发现其结果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P=0.07,P=0.08)。3.把单因素分析时具有统计学意义的5项临床特征纳入多因素回归方程分析,结果显示,最严重抑郁发作前无明显诱、疾病发作时无易怒和焦虑／紧张等症状与重性抑郁障碍先证者的阳性家族史相关。结论1.重性抑郁障碍先证者最严重的抑郁发作前未经历生活事件可能是重性抑郁障碍阳性家族史的预测因素；2.易怒、焦虑/紧张症状可能是重性抑郁障碍阳性家族史的保护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