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之初,中国共产党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将社会与国家的概念混为一谈,采取政治管控手段对社会实行“一元化”的管理,社会管理的主观意志和政治化思想十分浓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经济的快速发展促进了政治体制的改革,社会“一元化”管理局面被打破,一些适应经济发展的社会管理思想被提出。但是由于受到当时社会发展环境的局限,党的社会管理思想在管理理念、主体、方法和制度上都存在较大的问题和缺陷。十六大以后,社会管理的概念被提出,有关于社会管理思想创新的科学化探索也越来越多。十六、十七大期间,党在社会管理理念上提升了社会管理创新思想的重要地位,强化了“以人为本、服务为先”的管理理念；在社会管理主体上提出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在社会管理方式上对强化社会沟通与协商、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完善网络社会管理做出了新的努力：在社会管理制度上对群众利益诉求表达机制、群体性突发事件预防机制、流动人口管理服务机制和干部人才考核评价机制进行了完善和加强。在这些做法下,相对成熟的社会管理创新思想体系和行为模式初步形成了,但由于党在这一期间的社会管理思想仍然没有冲破一些旧的社会管理制度和思想的束缚,导致党的社会管理思想创新程度与飞速发展的经济和日新月异的社会矛盾在总体上仍然不相匹配。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社会管理思想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与创新,提出了“社会治理”的新思想。在新问题和新思想不断涌现的背景下,以党的会议、报告、决定、决议和国家领导人的专著等文献资料为基础,采用文献研究、比较分析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从社会管理理念、主体、方式和制度建设四个方面,系统地研究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社会管理创新思想的变迁历程,对于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对于解决当前社会问题,提升我国的社会治理能力和科学化水平都具有重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