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研究对象具有明确的时空特点:1936——1942年的解放区诗歌。选取这一具体的时空限定可能“有些武断和偶然”,因为历史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它既不以某一个具体的时间为开始,也不以某一个具体的时间为结束,这就是人类精神世界的复杂性。但一段历史总有其主流特征或说时代精神,因此在某一历史横截面上,就有可能集聚了一些能够表明历史转折方向的有价值的问题,所以,对于研究者来说,选取某一时间段又是必要的。对于解放区文学来说,审美的意识形态化是其最重要的美学特点。因此,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政治形势的不同,审美意识形态也会随之发生变化。1936——1942年是一个与此前的苏区文学和此后的“工农兵”文学方向都有着明显区别的特殊时期:民族主义精神的空前高涨,国共两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抗战建国的共同纲领等,不仅暂时弥合了国共两党的政治裂隙,而且也提升了这一时期延安作家的精神境界。中国共产党对抗战前景的展望和对未来新中国的梦想,潜移默化地成为延安作家的理想。因此,一个统一、自由、独立的民族共同体,是来自于不同地区、不同阶层、怀有不同思想的延安作家共同的集体性想象。这一时期延安的文化环境一方面是“亲苏”:文化界对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等前苏联作家表示了最大的敬佩,但每个作家可以有自己的理解;另一方面是高举鲁迅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但毛泽东等领导人的鲁迅观与萧军等文化人的鲁迅观有着巨大的差异:鲁迅在延安是整合知识分子的旗帜,但这个时期还在其被意识形态化的过程中。此时,张闻天主管延安的文艺政策,他不仅深知并尊重知识分子特点,更鼓励作家和文艺理论家进行自由创作和独立思考。与《讲话》之后延安作家被迫进入体制不同,此时的作家能够自觉地在“抗战”和“建国”的两大前提之下,进行个人不失热情与真诚的创作和思考,因此,创作与理论也相对复杂与丰富。在诗歌创作方面,朗诵诗和街头诗运动显示了延安初期大众化诗歌的方向和成就;1940年-1942年是延安诗歌的丰收期:何其芳、卞之琳、艾青等成名诗人的诗歌创作代表了这一时期的最好成绩。何其芳对诗人“自我”的歌唱,卞之琳对诗歌艺术形式的经营,艾青的“自由写作”,某种意义上都构成了对延安文学观念的突破,成为当时诗歌创作的“异数”。曹葆华、师田手、陈学昭、林今明等诗人都写出了一些至今还未被重视的优秀诗作。在理论建设方面,不论是关于文学“大众化”问题的讨论还是有关文学新的“民族形式”建构,都是以当前抗战现实的需要和未来新中国新文化建设为指向,诉诸文学的“民族性”和“现代性”为目标的。在文学“大众化”的标准、途径和文学“民族形式”的资源问题上,延安作家意见分歧。尤其是关于文学“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分歧更大:萧三重视诗歌的通俗化和宣传性功能,主张新诗发展应以古典诗歌和民间歌谣为基础建立新诗的“民族形式”;何其芳更重视“五四”的新诗传统,建议诗歌的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