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在巨变转折点上的1979年,经济上的改革开放以及政治上的拨乱反正重构了一个时代的意识形态。诗与时代都在经历着误入歧途和重归正路的急迫调整,生动地体现出诗与时代的呼应与纠结。1979年的《诗刊》正处在了承上启下的中间物的位置上,既可看出与传统的断裂也能发现朝着现代变革的新质。老诗人的归来和以朦胧诗为代表的新诗人的崛起使诗坛出现了短暂的蜜月期,但却因为人事纷争以及诗人们对于诗艺追求的差异性,让这种新格局在蜜月之后分野骤至。1979年的时代特征让《诗刊》呈现出诗歌交汇的时代景象,为随后大规模的诗歌创作与诗歌转向的讨论埋下了伏笔。乍暖还寒的1979年,在《诗刊》所形成的公共空间中,诗与时代正进行着艰难的转型和啮合,而《诗刊》也成为一个时代转折时期的精神现象学表征。第一章主要梳理《诗刊》的历史以及1979年的社会空间和政治形势,从而为1979年《诗刊》的分析建立起一个宏大、真切的场域。第二章主要从三个角度分析《诗刊》在1979年的发展规划。首先是以主编、编辑和作者为考察对象,从组织保证、人事变动的角度分析1979年《诗刊》的三重缔造者。其次是通过散见于各体座谈会的纪要和发言,提炼出1979年重新定位的办刊方针。最后是对本刊启事和编后记的解读。座谈会和本刊启事都有某种当时性,由此可以折射出社会情感和时代需求,以及《诗刊》的自我想象和定位。第三章主要关注作品文本,并通过关键词来归纳全年的诗歌主题和品格,它们在政治导向的文化语境中聚集、凝结,最终无论是作品还是评论,都隐含着“拨乱反正”的时代主题。社会舆论和政治导向的单指性造成了1979年诗歌主题和品格上的横向移植,可以归纳为三个核心方面,分别是平反,对于“文革”的控诉以及现代化的强烈愿景。这一年《诗刊》的评论也密集地指向了“四五”精神的实事求是和“五四”时期对于诗艺与诗情的追求。第四章回顾两代人在1979年的出现、蜜月,直至走向分野。“归来者”和朦胧诗人同时在1979年的《诗刊》上出现,一个是历劫复归,一个是初露头角,他们都作为新鲜的血液使《诗刊》第一次带有了现代性的色彩。第五章以《回答》为例,探讨朦胧诗如何为丰流所承认并登上历史舞台,通过对《回答》历史化和问题化的努力,重现那些隐含在诗歌背后的传播过程和文化制度。论文本着考证、呈现的目的,对1979年的《诗刊》做一个切片分析,通过政治导向、文学制度、作品本文、诗歌活动等方面建立起一个立体的、全方位的文学话语和社会观念生成的动态链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