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下半叶西方学术思想的“空间转向”和文化全球化的“差异”理论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1980年代中叶以来,地域文学研究思潮和多民族文学研究思潮渐兴。在这两种思潮中,新疆文学成为一个颇具魅力的学术领域。本论文以当代新疆文学为研究对象,以“性别书写”为中心展开,在当代新疆地域文化、民族文化的背景下,对当代新疆文学性别书写进行整体观照,考察其文化内涵。论文第一章,首先阐释性别角度之于文学研究的意义和有效性。在文化研究的学术范畴中,将性别的视角引入地域文学研究,是在性别诗学和地缘诗学相结合的层而上开辟多元一体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新途。从性别角度考察当代新疆文学,意味着以新疆混杂多元文化场景中诸种同中有异的性别机制作为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的背景,对新疆文学再现、建构或拆解各种性别秩序时所表现出来的丰富复杂的文化内涵进行剖析。这种剖析将揭示新疆文学与主流文学或其它地域文学在文化综合性和审美复合性上的异质特征,也呈现新疆文学作为“文化活化石”的、若仅以民族、风物为标签捏合在一起远不足以说明的内部差异性。论文第二、三、四章,分别在新疆少数民族、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及新疆移民三个文化场域中,结合不同题材领域的具体文本,对新疆文学的性别书写进行探讨。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的文学作品展现给读者的是不同于汉族文学的别样文学世界,其对新疆少数民族传统私人父权制下性别关系和性别问题的书写,为我们了解女性的生存历史和现实处境打开了另一扇窗；对革命进程中汉族/少数民族、男性/女性等不同民族与性别群体之间关系的讲述,则反映了解放后新型民族关系与性别关系的建构过程;对由乡土(或游牧)文明向现代城市文明转型过程中少数民族女性心理和命运的叙写,既再现了各民族女性生存方式的可喜变化,也表现出少数民族女性新的生存焦虑及其主体性的丧失。从中可以看到,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率先拥有了主体意识的女性还在矛盾与彷徨中寻求出路。取材于“兵团人”社会生活的文学作品对性别关系的书写,映现出兵团文学特殊的文化内涵以及兵团社会公共父权制的建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都受到纪律、奖惩、思想教育等机制的规训并被牢牢控制在“集体之父”的权威之下；兵团文学对作为性、作为劳动力或作为母亲而存在的兵团女性形象的描绘,映现出兵团女性的客体化及其间的女性个体命运；而在文学的视野中被阐释为历史主人、国家英雄的兵团男儿,一方面在日常生活的层面上是权力的持有者；另一方面在制度层面上同样是父权国家的被征用者。“移民”为书写对象或创作主体的文学对性别的书写要复杂得多,因为移民迁移的情形本身十分复杂,有群体移民,有个体漂零,有主动追求,也有被动迁移。于是,在移民流动的人生状态和社会关系中,性/性别具有了非常态的、超越一般道德律令的意义和功能。例如,对于群体移民后裔的锡伯族作家而言,性别书写关联着处于文化边缘的族群对自我民族文化的固守与重构；在有关“盲流”人生的文学书写中,性则成为对人之生存本相的洞视,这种洞视在男性作家和女性作家笔下显示出一定的差别；而在王蒙这位现代“流寓文人”的主体性“他者”视界中,不同性别的少数民族人物形象又具有不同的表意功能。综上,本论文以新疆的地域文化、民族文化和当代历史进程为依托,从“性别书写”的角度进入新疆文学研究,在文学文本与文化的互文性中,借由语言象征态中性别的多元差异状况,来呈现造成这种差异的新疆地域、民族文化内涵的丰富性,同时由新疆特殊的地域性父权象征秩序透视两性多样化的文化处境。新疆文学性别书写的意义在于它铺展了多种多样的性别生态,其间对多民族、不同文化身份、各种性格特征的男性/女性形象的塑造,丰富了中国当代文学的人物画廊。与此同时,新疆文学的性别书写在女作家书写女性经验和创作主体以自觉的性别意识写作等方面还存在不足。对新疆文学的性别研究,有待于在更细致的层面或在新的理论视阈中向文本深处掘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