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演变深刻影响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思想,陶希圣即为一个典型代表。大革命失败后改组派时期,陶希圣主张继续革命,以三民主义为理论框架构建国民革命观,明确了革命的内外目标、革命的三民主义理论基础以及民众主导的革命力量。他指出国民党的民族主义缺乏对国内各民族平等自决问题的关注。因此,陶希圣呼吁关注并解决国内民族问题,齐心致力于国民革命民族主义目标的实现。北大任教时期,陶希圣参与1930年代民主与独裁的大讨论,其主张介于绝对民主与绝对独裁之间。他关注民权,鼓励民众向政府争取言论自由,进而通过国民大会行使政权,政府则能由此充分动员民众投入抗战。陶希圣还响应中共呼吁,主张开放党禁,力求各党派及割据势力消除内争,共御外侮。陶希圣的民主政治观念流露出一种实用主义倾向。面对日本的侵略,陶希圣的态度几度反复。“九一八”之后,他曾是坚决的主战派,主张与日本绝交,不依赖外力而开展国民战。华北事变后却又趋向避战。“七七”事变后,他以三民主义诠释抗战建国纲领,但是对抗战前途的悲观最终促使他走向“和平运动”。在洞悉汪日阴谋后他毅然退出,成为震惊中外的“高陶事件”的主角之一。抗战期间,陶希圣也十分关注国际局势的变化,力求“运用国际局面而不为国际局面的牺牲品”。抗战之初他预期英美远东制日将有利于中国抗战。“高陶事件”之后,他预言日本受英美牵制南进不成而将从陆路北进,国际局势将有力策应中国抗战。回归权力中枢后的陶希圣,独立自由精神逐渐消退,政治思想趋向正统化,成为国民党官方言论的传声筒。他对蒋介石个人极尽赞美,对国民党独裁统治全力维护。同时,陶希圣将共产党视为反民族主义的、极权主义的政党,坚决排斥共产党参政。同时,在两极世界格局中视美国为和平守护者,视苏联为破坏者,持明确的亲美反苏立场。纵观陶希圣的政治思想,虽历经变化但其民族主义始终如一,成为影响其思想转变的主导因素。陶希圣政治思想的民族主义特色,使他成为近代中国汹涌澎湃的民族主义思潮中一个闪亮的点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