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运用历史的方法、结构的方法、比较的方法对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思想进行了较为深入系统的考察分析。从历史即纵向看，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经历了初步提出、真正确立、深化、拓展和综合这样五个阶段。20年代前期，在博士论文和《人生哲学》中，冯友兰通过中西哲学比较法、科学方法和哲学方法、哲学研究与哲学史研究相统一的方法，初步提出了中国哲学史方法论。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中期，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之后，以《怎样研究中国哲学史?》一文，从六个方面对治中国哲学史的方法作了详尽的论述，形成了比较系统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40年代，冯友兰通过对“照着讲”与“接着讲”、“正的方法”与“负的方法”的分析，深化了中国哲学史方法论。五六十年代，冯友兰在接受并坚持马克思主义方法的同时，既对逻辑与历史的统一、观点与资料的统一作了诠解，又提出了影响深远的“抽象继承”法，拓展了中国哲学史方法论。80年代，冯友兰以其“通识”，既赋予马克思主义方法以新意，又提出了哲学思潮研究法、学院式研究法和书院式研究法、“双译法”等，实现了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的综合。从横向看，在不同时期，冯友兰因其哲学观、哲学史观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哲学史方法论:当他跟胡适一样受实用主义影响时，便着重强调被当时奉为至上的科学实证的方法;当他接受新实在论和唯物史观时，便突出逻辑分析方法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当他创立了新理学哲学体系时，便形成了一套方法论——“正的方法”与“负的方法”;当他力图皈依马克思主义时，便以马克思主义方法为主导。　　本文认为，冯友兰在其中国哲学史方法论思想的提出、确立、深化、拓展和综合的发展进程中，始终保持着高度的方法论自觉，由他所提出的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方法所形成的方法论系统，是20世纪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所取得的重要成果，为实现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近现代转化作出了积极贡献;他试图从方法论上将中国传统哲学的直觉主义方法、西方哲学的逻辑分析方法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与辩证法打通，实现了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综合，为中国哲学史研究开启了一个明确的方向;他也力图把历史学的方法、哲学的方法和其他学科的方法融合贯通，为中国哲学史研究和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奠定了方法论基础。本文最后指出:“中学西范”仍然是一种基本的研究模式;应当以人文主义方法为主导;充分运用逻辑分析方法;努力实现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综合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