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在哲学解释学的观照下,主要对翻译环节中译者对原文的理解阶段进行了分析,并指出,译者理解的本质和特点会最终表现在其译文中,这是不可避免的;而译者的理解具有历史性,是一个兼有自由与限制、开放与封闭特点的辩证过程,因而在一定程度上,译文是译者经过对原文进行一种特定而独特的理解后得到的“偏见”。解释学在西方的发展历史悠久,从最初用于解释《圣经》等神学文本的特殊解释学,经过施莱尔马赫、狄尔泰、海德格尔等人的拓宽和发展,形成了本论文所应用的哲学解释学。尽管当代解释学领域中仍不乏争论,但本论文中的解释学概念主要是伽达默尔式的。哲学解释学认为,理解是历史的,具有无法摆脱的历史特殊性和历史局限性,理解的历史性又构成了理解的偏见,而这种偏见由于其源自无法逾越的个人存在方式因而具有合法性。这种合法的偏见延长了文本在不同时代的生命力。另外,理解是一个视域融合的过程,当理解者的视域与文本的视域达到和谐状态时,他的理解便完成了。这也说明,理解具有特定的历史性。在翻译中,译者的对原文的理解对其整个翻译过程而言具有奠基的意义,因而解释学对理解本质特征的描述对翻译问题十分具有启发性。本文从哲学解释学中汲取理解这一概念,对译者的理解特点进行了分析,发现,译者对原文本的理解亦基于他固有的前见。前见构成了译者的存在基础,亦即一个人无法摆脱自己的前见,它总是随时随地与我们同在;同时,前见构成了理解的参照点,即视域,译者理解文本时,总是在自己的视域中,并从自己的视域出发对面前的文本做出种种期待与猜测,这些期待与猜测在不断进行的对后文的阅读中或者因被证实而强化或者因自相冲突或矛盾而被抛弃,因为理解总是一个阐释循环,意义由部分与整体共同决定,阅读过程即是一个整体在不断扩大的过程,因而前面的理解有可能被更大的整体所否定,也有可能更为肯定。最后,当原文本的视域与译者的视域和谐的融为一体时,理解便达成了。因而,译者理解后经过表达形成的译本都不可避免的烙有译者的印记。虽然翻译的个性化无法避免,但这并不意味着原文本的意义是无限开放的,译者可对其进行任意阐发。译者对原文本的理解受文本自身的视域以及目标语读者的公共视域所限制。因此,译者的理解实质上是一个自由与限制、开放与封闭的辩证过程。由于译者的跨文化身份,其理解过程中的视域融合不止发生一次。译者通过熟悉原文产生的环境及其相关背景而大致获得原文内含的公共视域,以帮助其理解。于是译者视域与文本视域是理解过程中的第一次视域融合,融合形成的新的视域不同于前两种,它基于二者却高于二者。但是,译者此时形成的视域会立刻消失于第二次融合,即新视域与目的语文化的视域融合。此次融合形成的最终视域才是译本的视域。第二次融合保证了译本能被目的语文化所理解。最后,本论文通过分析同一首中国古诗的不同译本,与其译者的身份——即视域——分别进行对照,在一定程度上证实,译者视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译本的特点,且其译本表现出来的特点亦可从译者视域中找到痕迹。之所以选择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作为例证是因为,众所周知,诗歌由于其表达的含蓄性,其意义呈现出模糊以及非确定性,给读者留有较大的填空空间,因而我们能更加方便、直观的探测到不同理解者对同一文本的理解所呈现出的特点,也就是说,理解在诗歌,尤其是中国古典诗歌中显得更为突出,从而更便于我们看出译者身份与其最终译本的关系。另外,本文所选的译文多为许渊冲和艾兹拉?庞德对同一首诗歌的不同译本,这一方面由于二者的译本在国内外都十分具有影响力,故而不仅在译文质量(对各自时代而言)方面具有一定的保证,而且其研究价值上也相对较大——对成功译例的分析有助于后来者的借鉴。另一方面,两位译者一为国学大师,对原文造诣精深;一为译入语诗人,在英语文化及其诗歌的创作规范方面自不待言。亦即二人视域具有更大的差异性,因此据本论文的观点,二人对原文理解的差异在译文中的显现会更加突出,更加具有典型性,因而对我们的分析具有更大的价值。但是,由于时间、论文容量以及作者自身条件的限制,论文的论述中难免出现某些偏差,而且这种对我们观点的验证还有待于在其它更广泛的例子中进行;另外,本论文并不是一个将解释学与翻译全面结合的研究,而只是一个初步的尝试性研究:仅将解释学中的理解本质应用于翻译研究进而给翻译以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