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作为一种企业的组织形式对经济的繁荣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较之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是大量存在的。有限责任公司由于具有设立简便、组织管理灵活等优点而成为一种在经济活动和法律生活中都扮演重要角色的公司形态。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人数少、具有人合性，当股东之间利益发生冲突且所持股份相同或相近时，所形成的对峙局面就会使公司股东会无法作出决策或者使公司董事会无法进行正常的管理活动，从而产生公司僵局。公司僵局的产生同样会给股东、公司、公司的员工、公司的债权人带来巨大的损害，致使公司无法承担其应承担的社会责任。　　 找寻公司僵局防范和化解的有效途径，一直是各国公司法理论研究和实务探索的重要命题。我国新《公司法》首次以法律形式明确规定公司司法解散的情形，对维护投资者权益，尤其对中小股东权利保护具有重要意义。但由于该条规定过于笼统，导致操作起来困难重重，争议颇多。新《公司法》施行后，大量的公司僵局案件涌向法院，在裁决结案上，虽然仍有一些案件因各种原因被裁定驳回起诉。但仍有大量公司僵局的案件被判解散或不散，有的案件一审被判解散，二审又被判不散；有的案件一审被判不散，二审被判解散。法官在处理解散与不散时，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从形式上看，这是裁判不统一的结果，但实质问题是法官处理解散僵局公司问题时没有可参考的标准。如新《公司法》第183条规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但审判实践中，如何考量“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重大”的含义是什么？通过其它途径中的“其它途径”都包括什么？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规定了几项关于认定“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标准，但并未规定其它的可参照的评判标准或救济措施。关于行政处理前置、股权转让、异议股东股权评估以及仲裁是否为必须的前置程序等等，都需要法官在裁决案件中把握，并根据法官的价值标准进行评判，但会因每个法官的评判标准不同而出现不同的结果。如有一个公司，一方股东以先进的技术投资，另一方股东提供土地进行投资，双方共同组成公司。但公司生产出的产品一高技术产品在市场销售受挫，两个股东由此产生争议，公司陷入公司僵局。提供土地的一方股东要求解散公司，但提供先进技术股东要求分享另一股东提供的土地作为解散公司的条件，法院是否支持？还有的公司经营效果很好，但公司股东人合性严重被破坏，法官是否解散公司？　　 由于立法的缺失和司法的保守使得公司僵局纠纷面临无从得到及时司法救济的尴尬境地。本文从公司僵局的基本问题切入，以公司僵局及其解决机制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实证分析、价值分析、比较分析等研究方法，对两大法系主要国家的先进立法和司法实践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与比较。在现有的法律框架内，提出了适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应对公司僵局的综合解决方案，对公司僵局的救济体系进行了合理架构，对公司僵局的诉讼救济程序问题做了简要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