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月令》是中国传统儒家经典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融汇阴阳五行说,因循四时节律,以时叙述相应的天文物候、天子起居、祭祀礼仪、政令发布以及民众日常等,为天子循时序政以期实现天人合一提供了基本的依据和参照。《月令》在秦汉时期由诸子百家言,上升为经学,被赋予了新的地位、身份和功能,对汉代国家制度、行政运作、社会管理和民间生产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广泛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我们以长时段的眼光,系统分析《月令》的内容、结构与核心思想,考察其在秦汉时期地位的变迁、功能的演化和影响的拓展,可以推进对《月令》及其与秦汉历史的认知。《月令》的成文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先秦时期,时令经验和思想在《夏小正》、《诗经》、《逸周书》、楚帛书、《管子》、《吕氏春秋》十二纪等文献中都有记录和设计,在现实政治运作和社会管理过程中,也有一系列具有时令色彩的制度规范和政策律令。在此基础上,人们经过不断调整和完善,大约在战国晚期,《月令》基本定型。《月令》从不同角度和层面论述了天人之间相沟通的机制、中介和路径,揭示了天子与天意“合一”的可能性与必要性。《月令》的这种特征在满足汉代统治者需求方面,表现出极强的工具性和借鉴意义。秦与汉初循战国授田制,形成较为系统的“驱民趣时”管理方式,并较好的保障了社会节奏与自然节律的契合。但到武帝时期,统治者愈发关注自身统治与天命之间的沟通问题,因此完善博士制度,规范五经研习,独尊儒术。约在宣帝时期,礼经博士戴圣编纂小戴《礼记》,收录《月令》于其中,《月令》由此上升为经学。在以经治国的时代背景下,统治者援引《月令》,改革礼制以承继天命,改良行政以体现天命,损益律令以保障天人合一,从天人合一的高度,对以时序政以重新肯定和强调。《礼记·月令》因此在汉政中留下了深重的影响。东汉时期的《四民月令》对《月令》在体例和相关理论上,表现出的高度承袭和相通,但是在叙述对象、叙述目的和调节范围上呈现出巨大差异。这些异同,反映了秦汉时期随着土地制度、社会结构和人身依附关系的演变,地方社会生产生活的组织者和管理者,由基层官吏向地方豪族的让渡,日常生活秩序的维持,由国家法条规定下强制性的行政行为,向豪族引导下的社会自觉行为的转变,同时,也折射出作为意识形态的《月令》对普通民众的思想世界与生活领域的影响。可以说,《四民月令》体现了《月令》在地方社会日常生活中,被实际认知和使用的情形。《月令》经过《四民月令》向“岁时记”的发展,意味着整个社会从行为和思维上表现出对时令更高的自觉,《月令》因此趋于常识化,最终融入到我们民族的文化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