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一贯具有非诉讼调解的优良传统，然而，我们在实现现代法治的同时，却忽视了被誉为东方经验的我国非诉讼调解传统。在法治发达的西方国家，非诉讼调解却以不同形式存在于各国的纠纷解决机制中，大放异彩。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更加需要一个和谐稳定的内部环境来发展经济，诉讼的滥用只会增加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导致有限诉讼资源的浪费，加剧自我本位和对抗心理，弱化宽容与协作的美德，不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与和谐。我们应挖掘我国传统非诉讼民事调解的精髓，并借鉴国际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发展成果，赋予其时代内涵，重新塑造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土壤中的非诉讼民事调解机制。然而，传统的非诉讼民事调解由于缺乏制度保障，在解决纠纷的效果上，还存在许多先天不足。要重新焕发我国传统非诉讼调解的生命力，必须对其进行现代制度上的改造，没有制度保障的非诉讼调解，实践证明，它是相当脆弱的。本文借助现代契约制度，对非诉讼调解进行程序制度的设计，以求将中国的非诉讼调解传统与私权自治法律原则相契合，倡导有条件地赋予调解协议一定的司法效力，构建中国纠纷解决的非诉讼民调解制度。非诉讼民事调解制度设计的核心是如何强化非诉讼调解协议的效力，以鼓励和引导纠纷当事人更多地选择通过非诉讼的方式来化解矛盾，缓和诉讼“爆炸”性增长所带来的司法压力。本文根据不同的情况为非诉讼调解协议设计了四种效力形态：一、限定诉由的效力——兼对司法机关的约束力。非诉讼调解协议改变了纠纷正常的司法审理路线，一方当事人不履行调解协议时，另一方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以调解协议为诉由基础，人民法院不得绕开调解协议审理原纠纷；二、获得司法强制执行力的效力。通常，当事人的调解协议如果得不到履行而诉诸法院，法官大都不承认该契约的执行力，此种作法抑制了当事人对非诉讼调解的选择，加大了纠纷解决成本。但如果当调解结果与人民法院参与并无实质区别时，则人民法院未必需要亲历亲为，可以直接赋予调解结果司法强制执行力；三、阻却诉讼程序产生的效力。调解协议当事人在调解协议中可以约定不得就同一争议再行起诉，并进而产生相对或绝对的两种不得提起诉讼的效果；四、调解协议不产生诉讼中的自认效力。在调解过程中，为求纠纷及早解决，当事人作出一些让步是必不可少的。效力。在调解过程中，为求纠纷及早解决，当事人作出一些让步是必不可少的。若调解协议被履行，则无须详细讨论其中的让步对以后的影响，如果协议不被履行，该协议也不应该产生自认的效果。据此，本文设计了公证的调解、法院见证的调解、律师参与的调解、行政机关参与的调解等不同的调解模式，并赋予其调解结果以不同的效力形态，供人们在调解时选择。本文冀望建立一个不仅体现现代私权自治理念、而且兼顾中国传统道德特色的非诉讼民事调解制度，以达到利用和改造中国现实社会中广为存在的“私了”非正式制度之目的。为解决纠纷，构建和谐的社会关系，探索一条新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