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关注点是康拉德的双重文化身份在不同时期小说中的体现。为此,作者需要考察波兰文化和英国文化在他的创作中的交融的过程,以及他对这两种文化的选择。康拉德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的一位颇具特色的著名小说家,他的小说不论是艺术上还是主题上都与同时代的小说家大不相同,这与他的波兰身份有极大关系。本文即从这一线索出发,以三个文本为依据,考察英国因素和波兰因素在康拉德创作的不同时期对他的影响,并确定其不同创作时期的文化身份及其对创作的影响。一、《海隅逐客》。1、失根者身份的形成。康拉德因为父亲关系被迫离开波兰,他选择了向往的海上生活,成为一名商船船员,过上了漂泊的生活。英帝国的历史和波兰历史的巨大差异,造成了他对英国文化既艳羡又排斥的态度。在心理和生活状态上都成了无归属感的人。2、中间叙事。康拉德在对殖民地形象的创造上显示了既同情又贬低的心理状态,与英国文化中传统的殖民地形象发生断裂,形成了悬浮于殖民地和殖民者之间的中间状态。3、边缘叙事。康拉德在殖民者形象的塑造对英国传统殖民者形象进行颠覆,帝国的殖民政策进行了解构,形成了与英殖民文学完全不同的边缘叙事。总之,早期康拉德的边缘人身份和漂泊者身份导致了康拉德对波兰文化的依恋,形成了英国文化传统的上断裂。二、《诺斯托罗莫》。1、混合文化身份的形成。康拉德受到英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时代氛围的影响,对自己的先天的波兰性格和接受的英国性格部分发生质疑,但是这种质疑只是发生在部分要素上。这种对双方文化的部分继承的结果就形成了类似于克里奥尔人的混合文化身份,其性格特征就是怀疑。2、主观混合文化身份。康拉德塑造了查理·高尔德的形象,对英国资本主义精神的务实性表示了怀疑,认为这将导致对物质利益的狂热追求,使人们忘记精神理想。并对英国的前途表示担忧。3、客观混合文化身份。小说通过诺斯托罗莫追求理想主义的虚名的经历,对波兰民族性格中的浪漫理想主义表达了怀疑,认为对虚名的追求不将造成人的精神崩溃,从而转向对物质利益的疯狂攫取。并且,康拉德认为理想主义并不能帮助波兰实现民族的解放。总之,怀疑主义是这一文本的总体特征,他是康拉德对波兰文化和英国文化的质疑,但是却找不到出路的结果。三、《阴影线》。1、帝国主义文化身份的形成。经过了中期的思想斗争,康拉德在英国商船上的船员身上找到了精神寄托,认为这个群体才是拯救英国的中坚力量,英国因为有了这个群体就一定能够取得战争的胜利,和海上贸易的胜利。2、帝国拯救者。康拉德在小说中以群体形象和个体形象的方式,塑造了一个在以船长和船员兰瑟姆为代表的英雄的集体形象。他们面对重重困难,依靠勇敢、坚韧不拔、团结、精湛的技术,完成了一次无法想象的奇迹之旅。作者对这一群体充满了希望,认为他们代表了英国的未来,是帝国命运的拯救者。3意识形态化的他者。对殖民地的态度上,作者塑造了一个只有影像的殖民地女人形象,她的贪婪和情欲导致了商船原船长的自杀。作者对这个女人进行了批判,并提醒殖民者远离殖民地女人。康拉德通过景物形象表达了自己对殖民地的认识,认为殖民地是疾病、灾祸的根源,又是神秘而不可驾驭的,这也符合英帝国当时的公众看法。总体看出,康拉德此时的视角已经符合英帝国殖民文学传统中对殖民地的看法。总之,康拉德从帝国形象和殖民地形象两个侧面表达了自己的欧洲中心主义视角,说明他已经完全归化英国。四、总结。通过以上三个文本的分析,我们对康拉德在不同时期的文化身份基本可以把握,他的文化身份的转变有一个对波兰的远离和对英国的归化的经过。这种转变是他在个人经历、性格和时代历史条件的影响下进行的自主的选择。文化身份的转变影响了他的文本创作,并将转变鲜明的体现在文本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