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里亚姆模式自提出以来就得到民族音乐学界的广泛使用,给民族音乐研究者提供了理论框架和分析基础。美国境域内的学者们在研究中国音乐时亦时常使用此方法。华裔学者：Rulan Chao Pian运用其“京剧研究三重梅里亚姆模式”,以“局内人对自己文化的认知”为前提条件,寻求京剧同一曲牌不同旋律的形成缘由；Bell Yung从粤剧创作的视角,运用“一主一辅两重梅里亚姆模式”勾画粤剧时空创作图；Joseph S.C.lam在分析各种乐学观念、律学观念后,从政治的角度分析社会行为作用下的皇后亲蚕仪式音乐。此外,Joseph S.C.lam还提出"Musikscape"(音乐景观)这一概念,用以分析音乐特点与特殊文化之间的关系。非华裔学者：J. Lawrence Witzleben将江南丝竹音乐与其西方音乐、爪哇音乐学术背景结合起来,从跨文化的角度分析了“概念—行为—声音”之间的关系。Fritz A. Kuttner,这位特殊的德裔美国音乐学家,曾在中国生活十年,但因中文限制,其对中国文化的理解通常与众不同,他的中国音乐概念也总是倍受争议……因美国境域内各学者的中国音乐研究多具微观视角,Bell Yung在研究古琴音乐时更从物理学角度对梅里亚姆模式进行了特殊运用,故笔者以其“物理定律研究模式”和“梅里亚姆模式”为基础,推出了专用于独特微观研究的“物理→音乐”模式。“物理→音乐”模式强调独特、微观以及持续的变化。在宏观上,“物理→音乐”模式属于梅里亚姆模式特殊层面的微观研究,属于梅里亚姆模式的一部分。但在微观上,“物理→音乐”模式却包含梅里亚姆模式未涉及的微观元素——演奏者的肌肉感知、运动机能感知、触觉、听觉等难以用肉眼观察的身体行为,而这些细微的身体行为正是表现中国音乐“中和之美”、“写意之美”的重要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