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着眼于布莱尔政府伊战问题决策的微观研究。通过细致梳理伊战问题演变历程中布莱尔政府内部、英美政府之间、联合国安理会内各常任理事国之间的互动和博弈,探究英国走向伊拉克战争的原因。本文通过对伊拉克问题进行回溯,发现海湾战争遗留下来的悬而未决之难题为后来的伊拉克危机埋下了伏笔。而国际关系的重大转折点——9·11恐怖袭击事件则使伊战问题急转直下,原本主要专注于国内事务的布莱尔政府和布什政府纷纷改变战略,将反恐战争作为核心政策;一直被质疑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且拒不与联合国合作的萨达姆独裁政权随之被英美设定为“拟铲除对象”,伊战问题不断升级。出于国家安全和维持对伊影响力的考虑,布莱尔政府与布什政府就“推翻萨达姆政权”这一战略目标达成一致。在国内外的舆论声讨中,为了寻求对伊动武的法律依据和国际支持,同时也为了利用联合国牵制美国的行动,布莱尔说服不惧单边行事的布什接受多边主义方式,由此开启伊拉克问题的联合国解决路径。第1441号（2002）决议的通过标志着联合国路径的顺利推进,但作为各方妥协的产物,决议未能满足英美的战略目标,于是布莱尔政府寻求通过单方面判定伊拉克实质性违反第1441号决议而要求安理会通过第二份决议授权英美对伊动武,此举遭到以法德俄为代表的大多数国家的抵制。计划破产的英美在联合国监核视委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仅仅开展3个月工作并肯定伊拉克当局合作态势的情况下宣告联合国路径终结,直接对伊开战。英美联军在推翻萨达姆政权之后随即陷入了伊拉克战争的泥潭,无论是英美驻军还是新生的伊拉克民选政府均无力掌控局面,伊拉克陷入恐怖主义肆虐的混乱状态。在证实伊拉克不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之后,布莱尔政府颜面扫地,失去选民和阁僚信任的布莱尔不得不提前交出首相的权力。虽然布莱尔政府不曾预料到如此严重的战后局势,但伊战决策的政治风险是布莱尔政府明确评估过的,布莱尔甘冒下台的风险坚持与布什“并肩作战”,既出于国家利益的考量,也有其个人的特殊因素。伊拉克是英国的传统势力范围,当萨达姆政权越来越不可控时,布莱尔政府秉承英国实用主义外交传统,在反恐的国际背景下,力图通过新干涉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幌子,借助美国的力量推翻萨达姆政权,其“倒萨”目标与美国的对伊目标不谋而合。在外交决策过程中,作为借力的一方,布莱尔政府密切关注白宫的动向,始终将英美特殊关系置于最优先的核心地位,为此不顾欧洲盟友和国内选民的舆论声讨,偏废跨大西洋桥梁。在布莱尔与美国领导人之间的“特殊关系”和布莱尔个人理念及偏好的加持下,布莱尔政府将英美特殊关系推至巅峰,英美高层之间的战略协调和互动得以频繁进行。虽然布莱尔政府通过详尽的伊战问题决策战略延缓了布什政府的军事行动以为获取安理会的授权争取更多的时间,但实质上布莱尔向布什提供的政策建议仅能起到增补和修饰的作用,他并没有足够的影响力去改变事态发展的进程。布莱尔政府在伊战问题决策过程中筛选了对战争动员有利的情报信息,忽略情报未经证实的实际情况,据此判定萨达姆政权实质性违反决议、做出事关重大的开战决定,表面上看这是典型的决策失误案例,实际上是当权政客故意加工利用情报信息进而达到开战目的的手段。伊拉克战争是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单边主义行径,是一场非法的战争。英美在寻求动武授权失败之后,转而援引安理会第678（1990）、687（1991）和1441号决议的综合效力为其军事行动背书,这是一种自圆其说、自欺欺人的开战托辞。最终布莱尔政府实现了对伊拉克的“非法入侵”,跟随美国推翻了萨达姆政权,却无力掌控伊拉克的局势,这是推行新干涉主义进行军事干预的普遍后果。但是,伊拉克局势失控对布莱尔本人来说不过是提前下台而已,对伊拉克这个国家、伊拉克人民来说却是一场深重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