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游记》是芥川龙之介基于大正十年(1921年)的中国之行的见闻撰写的旅行记,自问世以来就受到了日本国内外学界的关注。虽然根据时代、研究视角以及立场的不同,历来有各种看法,但同时期的学界多给予《中国游记》较为负面的评价。与此相反,近年来的研究和论证从新的视角出发,关注文本内的隐喻、同情以及历史价值,逐渐呈现出肯定的倾向。本论文的观点亦属于后者。《中国游记》是芥川龙之介受报社委托肩负“记者”的使命做出的观察,但他不是只是惟命是从按着报社的要求进行报道的,比如,对和中国新文化运动代表、史学家胡适的会面,就没有做任何详细地描述。换言之,芥川对于中国之行的见闻中的一部分,采取了“回避”的态度。可以说这是因为出于“记者”芥川龙之介的身份限制和“作家”芥川龙之介的个人创作目的所致。本论文着眼于“记者”芥川龙之介的身份来分析《中国游记》。第一章围绕中国之行的背景和动机,从逃逸现实生活中的烦恼、谋求新的创作题材、憧憬中国、以及受同时代日本作家的创作影响等四个方面进行了论述。第二章通过追溯分析大正时期的社会环境,论述了芥川的中国认识的“变化”以及他的从中国典籍中获得的中国意象的“幻灭”。第三章中,通过对肩负“社命”的“记者”芥川与“新兴中国”代表们会面的考察,围绕文本《中国游记》中偶尔能捕捉到的芥川龙之介的“回避”和“回避”的理由,进行了论述。《中国游记》之后,芥川还创作了《湖南之扇》、《侏儒的话》等以现代中国为题材的作品,藉此传达了《中国游记》中没有详细记述的、对中国社会革命运动和文学革命运动的见解。通过上述考察,得知以“记者”自诩的芥川龙之介对“现代中国”的独到观察以及表现出的关心和同情。分析了芥川把在《中国游记》中因受“记者”身份限制而不得已做出的“回避”的内容,通过“作家”的身份在《湖南之扇》、《侏儒的话》中进行了描述。本论文通过上述论述,以一个迄今为止未太被人关注的视角重新审视了芥川龙之介的中国之行,挖掘出了文本《中国游记》的新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