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的相当一部分小说,给人强烈的历史现场感、沧桑感。这不是普遍存在的时间在一个作家艺术世界里的一般性反映,而是“历史”在王安忆那里的存在形态,是作家对历史的特殊体验和特殊处理方式。王安忆的历史观念是日常化的,是对宏大历史叙事的反驳,她构建了一个相对封闭的历史时空,加上其高超的叙述技巧,在日常琐屑的生活叙述下,不知不觉完成了独特历史观的审美表达,深刻体现了她对细密柔韧、独立坚忍的市民精神之美的礼赞,和对朴素人性生活与城市历史精神价值式微的悲剧性体验。同时,日常化又决定了其基本价值取向和场域的民间化,民间的日常生活中的小人物创造的正是一种无言而又实实在在的历史。王安忆历史观念的形成,是大众的、俗世的甚至商业市场的社会现实状况在作家心灵上的潜在表达;新历史主义放弃“大历史”青睐“小历史”,悬置“历史真相”注重“历史理解”,强调“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其对历史重新解释方式的肯定为王安忆的历史叙述提供了逻辑起点和思维启示,特别是海登·怀特“历史是一种文学想象性的解释”的观点,实在是对王安忆小说的恰到好处的评价;性别差异也是重要原因,女性作家的写作资源大多是女性之间特有的“生活圈子”,即使涉及到宏大叙事成分,也是通过写自己熟悉和心中认可的事情来寄寓历史文化旨向,况且从生理学角度考察,直觉意识影响下的直观现象,对事物感知的灵敏度,对生活的细腻体验,都是女性的长处。因而,不同于传统历史小说将小说当作历史的副本,用以“补正史之阙”,也不同于新历史小说解构和重建历史话语权的企图,王安忆小说在叙述历史时将历史零散化、生活化、日常化,也就是把历史人化,从而形成一种大事件框定之下小事件小人物紧贴着日常生活一点一点向前移动的历史景观。王安忆对历史的具体叙述主要包括如下方面:首先是个人面对历史规约的宽容与承受。由个人分担的历史内容,在王安忆的小说里有一种最基本的表现形态，即建立在隐忍基础上的整体结构上的暗示性。这种暗示与具体的历史境遇结合，从总体上形成一定程度的反讽效果，从而折射出王安忆面对特定历史情绪的曲折表达。其次是对女性历史的凸现与还原。之所以说王安忆在文学领域参与了历史的叙述，主要是因为在她的文学世界里，有意无意地开掘和发现了一个被掩藏的存在空间，这一空间的发掘无疑具有历史的意义，而开发这个空间又恰好是以性别为突破口的。由于女性作家对自身生存境况的熟悉和关注，女性主义对文化心理的展示，很自然地立足于女性特有的对日常生活的敏感上，她们对历史的参与和理解，不仅完成了新历史主义性别缺失的一面，同时也完善了其自身。再次是对家族历史的探寻。王安忆从寻根开始的家族追寻，无论是根据家史家传的正面叙述，还是建立在想象基础上的虚构假托，都是一种情思的寄托，带有鲜明的历史意识。寻根是一种逆向的溯源，是对历史源头的寻访，就个人和家族来说，首先要揭开的谜底就是个人的成长历程和家族的兴衰发展史。最后是作为家族历史的延伸和隐喻，在理解和想象中对城市移民史的建构。对上海这座城市的历史定位和发展轨迹的描述，自然使得上海这座城市的历史影子自觉不自觉地进入到王安忆的视野，事实上王安忆对解放后至80年代的“中间四十年”的关注已成为她上海史叙述的重点。为了对王安忆小说中丰富的历史意蕴和作者独特的历史意识有全面的认识，本文采用社会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通过比较和文本细读，对王安忆小说中的历史方面作了纵向梳理，并辅之以与其它典型历史小说的横向比较，见出王安忆独特的历史观，分析其历史叙述中蕴含的历史情怀，据此提出自己的理解，以充实对王安忆的研究，指出当代小说历史叙述的多样性，并期望着历史文学表达的新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