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义阐释与传播的关系，是现代传播活动中的核心内容。2003年以来，我国灾难报道进入“人本位”的全息开放模式，媒体除了及时公布事件中的最新消息外，还充当了“关怀者”的角色，关注遇难者的个体事迹。这种关注往往能引起受众对死难者的“移情”式同情或行为上的救助。无论是传播者对死难者事迹的报道还是受众对死难者的同情或救助，都依赖于他们对阐释客体的理解，传播者理解新闻事实，受众理解新闻文本。本文主要以阐释学理论为依据，利用文本分析、个案分析以及内容分析的方法，探讨2003年后新闻媒体死难者报道的呈现方式以及受众对这些报道的理解样式，并分析其影响因素。目前，鲜少有学者将阐释学理论运用到新闻传播研究中，本文的引入，有助于为媒介话语意义研究以及受众接受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论文首先对阐释学的理论内涵及发展进行了介绍，分析了将阐释学理论引入新闻传播研究的可能性，提出阐释学与新闻传播活动有对象及目的的一致性，都是对“文本意义”以及“如何理解”两个问题的探究。随后，文章分别从传播者对死难者事件的理解与解释，以及受众对死难者报道的理解与解释两个方面，分析了2003年后突发性公共事件中死难者报道的呈现方式以及受众对死难者报道的理解样式。受到传播者理解“前结构”的影响，2003—2008年间，新闻媒体侧重报道“无私奉献、不怕牺牲”的“救援英雄”事迹，普通死难者多被“集体呈现”。而2008年后，突发性公共事件中的死难者报道则呈现出英雄逝者与平民逝者并存的局面，死难者背后的故事被深度挖掘。与此同时，新闻传播过程中“间距”的存在，使得受众在理解死难者报道时，会表现出不同的理解样式，如对死难者的“移情式”同情，或对传播者传播目的颠覆与否定等。最后，论文对“理解有无界限”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由于传播者的新闻报道活动具有较强的社会属性，且能影响大量受众，因此，有必要对此设限。“文本意图”以及社会伦理规范就是传播者理解死难者事迹的界限。但受众对新闻报道的理解与接受是一种个体行为，他们对新闻报道的协商式或对抗式解读并不是消极的，而是具有文化建构的意义，因而不应对受众的理解行为设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