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作权保护边界的明确是著作权法建立著作权人与社会公众之间利益平衡的一个重要前提,随着技术措施的广泛采用,以及新型著作权纠纷的频发,不断冲击着我国合理使用制度的稳定性,这种边界的清晰度不复,变革我国合理使用制度已是当前著作权法学界的热点议题。在我国著作权法现代化要求的背景下,关于合理使用制度立法的争议焦点集中于是否提高其开放程度,此种争议的背后其实是对合理使用制度法律属性认知的差异。在这种背景下,本文主要讨论在使用者权的框架内,如何通过引入转换性使用规则为我国合理使用制度设置一般性条款的问题。合理使用符合法律权利的特征,即具备了可保护的利益、使用作品的自由以及受到法定限制的要素,作为一项权利,包含了接触权和利用权,在当前著作权法所处的数字文化大环境中,为其增加一般性条款乃是合理之需。对一般条款的建立,我国应当借鉴美国法上转换性使用中的目的转换性使用规则。我国合理使用制度除了具有封闭性的缺陷,同时混淆了“商业性”和“竞争性”的概念,为此,我国所要建立的转换性使用一般条款,其核心价值应当是“增加价值”。转换性使用规则是美国法官为合理使用判断提供明确解释路径的成果,可被划分为内容转换性和目的转换性,其中内容转换性使用规则只能涵盖对表达性使用的判断,而目的转换性使用规则可以涵盖表达性和非表达性使用,亦可脱离商业使用/非商业使用二分法的限制。(1)首先,目的转换性使用规则考察作品使用行为的正当性,注重使用行为给社会所带来的价值增益。该规则聚焦于使用行为本身以及过程,分析其对价值增益的贡献,而不仅仅只关注使用行为是否产生了新的作品,因此,目的转换性使用规则的运用,涵盖了对表达性使用和非表达性使用行为的判断。(2)其次,目的转换性使用规则的显著特征是“转换性”,其核心内涵为“增加价值”,通过这种规则判断,能够很好地区分“商业性”和“竞争性”,即便一个使用行为具有一定的商业性,由于发生了转换,其对原作品带来的影响是补充而不是竞争和替代,那么就具备了一定的合理性,因此,也就使得合理使用的判断脱离了商业/非商业二分法标准的困惑,从而赋予了戏仿作品、数字图书馆等新型的使用行为以合理性,顺应了新技术和产业的发展,同时也通过法官产业政策偏好的特点限制了其自由裁量权。我国构建转换性使用规则的路径是:明确使用者权——建立一般性条款——引入转换性使用的核心价值。考虑到具体国情,在立法上,我国合理使用一般条款应当属于一个具备转换性内涵的兜底条款,作为《著作权法》合理使用条文中的最后一项,即“其他通过转换使用增加了价值的情形”;在司法上,进行合理使用判断时,一般条款应当作为穷尽具体规定后的一种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