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斯是法国重要的区域行政中心之一,它是洛林大区的首府和莫泽尔省的省会。然而,相对于巴黎、马赛和里昂等人口超过百万的大城市相比,它并不显眼。因此,虽然阿尔萨斯-洛林地区在法国历史上具有独特地位,对于该区域城市历史与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斯特拉斯堡,而鲜有关于梅斯的独立研究。论文作者在文中通过欧洲近现代民族主义的兴起和发展来探求梅斯的法国民族身份在建立和发展等不同阶段所呈现出的不同特点。作为理论支撑,作者在对梅斯民族身份进行研究时主要借鉴了霍布斯邦和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民族为社会建构现象的理论。按照霍布斯邦所提出的欧洲民族主义的产生、发展及演变的时序,本文分为四个部分,分别对应梅斯民族身份的发展与变化。第一部份主要叙述了梅斯从一个处于城市权贵阶层控制下的‘城市共和国’逐渐发展成为‘捍卫整个法兰西王国’的王城的过程。对梅斯‘准民族身份’的确定及特点进行了描述与分析。第二部分则主要着重于近现代意义上的法国民族国家建立对梅斯所产生的影响,从而明晰梅斯在建构现代民族身份时在社会结构、城市功能和风貌上所出现的各种变化。论文的第三部分则涉及到梅斯在普法战争后被割让给新兴的德意志帝国的历史。通过分析德意志帝国占领该城后所实施的一系列日耳曼化政策及其效果来展示在法国与德国民族主义冲突之下梅斯在民族身份上所产生的矛盾、冲突和分裂。而最后一部分则主要针对二战之后,在各种新的政治形势和思潮不断兴起和发展的形势下,欧洲民族主义不断弱化给梅斯所带来的新变化和发展机遇,通过这些变化和机遇来探寻梅斯在欧洲的后民族主义阶段所塑造出的新身份认同的特点与模式。对于梅斯城市的专门研究虽然有限,但关于阿尔萨斯-洛林地区的著作则十分丰富；而民族主义研究的历史则已过百年,特别是二战后的‘现代派’理论发展已经十分完备。而在本文中,作者将民族主义理论用于对城市历史和文化的分析之中,通过分析梅斯在民族主义影响之下所经历的变化与发展来展示其在法国民族国家发展的不同阶段所呈现出的不同的身份特征。论文的内容主要在于以下几点：第一,在论文的第一部分,作者对梅斯的准民族身份获得的过程进行了分析,说明了这种身份并非来自于文化或者是历史上的传承,而是源于欧洲社会与政治的现代化进程。按照霍布斯邦关于1790年之前的准民族主义的阐述,论文作者首先对法国民族主义进行溯源,通过对法兰西王国发展过程的梳理辨析了法国民族主义产生所依赖的准民族主义因素,而这种准民族主义是以王权作为政治、文化和经济统一的枢纽的。由此,作者以王权在梅斯自1552年后并入法兰西王国后不断加强的过程为引导,对梅斯在行政、宗教、经济、军事以及市政规划上所出现的种种变化进行陈述和分析；例如城市权贵政治的终结、宗教改革的被镇压和天主教会的法国化、随着商业经济的逐渐衰落城市逐渐演变成军事要塞以及城市中具有王权意味的巴洛克式建筑与布局的出现。而这些变化与演进都是以对王权的认同和拥护为目标的。由此可见王权在梅斯从中世纪农业社会向近现代工业社会演进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梅斯的准民族身份是以对王权的拥护为基础的,它在这个阶段可以被定义为‘王家城市’。第二,论文的第二部分主要分析梅斯民族身份的最终确立及其内涵。并说明了这种建立在准民族身份上的民族身份是政治运动与工业化共同推动的结果。按照‘现代派’的观点,近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兴起于法国大革命,因此论文的第二部分首先对民族主义从法国大革命到法兰西第二帝国的发展进行梳理,以明晰法国民族国家的建立过裎及其特点——即对于公民主权和自由平等的主张和宣扬。在对法国民族国家的内涵进行分析后,论文作者对梅斯法国民族国家建立过程中的发展进行了综述。在城市行政区划、社会结构、政治活动等方面的变化中探寻法国民族主义及其公民主权理念在梅斯的确立。此外,按照汉斯.科尔的观点,民族国家是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演进的必然产物。因此,作者在这一章节中还特别通过各种工业化成果对城市生活和规划的影响来说明工业革命对梅斯民族身份构建的推动作用,例如报业和火车的出现,都有利于梅斯对法兰西民族共同体的认同。而从总体上说,无论是从社会变迁、文化演进或是市政设施改良的角度上看,以平等、自由和博爱为基础的公民主权都是城市文化发展的主题,因此,梅斯的法国民族身份是在对公民主权的认同和接受的基础上构建完成的,它在法兰西民族国家建立和发展的过程中成为了一座‘公民’城市。第三,论文在第三部分中主要讨论梅斯在被强制并入德意志帝国后两种不同的民族主义趋向之间相互冲突所呈现出的文化身份特点,并由此展现梅斯在这段历史中的冲突性身份。霍布斯邦将1870年看成是欧洲民族主义的转折点,认为在此之后的民族主义在政治上已经由左向右倾向与发展。随着欧洲主流民族国家的形成,民族主义排外性的一面开始显现,而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也就更为明显。作为军事战略要地,梅斯一直就处于法德民族冲突的中心,梅斯的割让史也是民族的冲突史。为了明晰这种冲突的本质,作者在这一部分中首先对德意志民族主义的产生和特点进行了陈述。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官方民族主义’观点对德国民族国家形成的进行了分析,并指出了其文化性和官僚性的特点。在明晰德国民族国家的特点以后,论文接着对德意志帝国政府在梅斯实行的日耳曼化政策进行了分析。一般认为,德意志民族的形成是以浪漫民族主义为基础的。因此,德意志帝国政府总是试图通过文化渗透在梅斯建立新的德国民族身份,而梅斯在长达五十年的割让期所经历的种种变化都收到日耳曼化政策的影响,例如德国新移民、天主教受管制以及新教的复兴、德语的推广以及德式新区的规划与建立等等。但是,德意志帝国的民族主义政策却遭受到了梅斯当地原法国居民的抵制。因此,这个时期梅斯的城市文化和身份是分裂的。对于同样一项政策或规划的实施,梅斯当地居民和德国新移民的看法和态度完全不同。总的来说,在这种民族冲突之中,旨在同化阿尔萨斯-洛林地区的日耳曼化政策并没有取得成功。无论是从城市外观上还是从居民心理上,五十年的割让史所留下的只是一个充满民族冲突和矛盾的局面。因此,这段时期的梅斯可以被看成是一座处于分裂之中的城市。第四,文章的最后部分主要讨论二战之后梅斯在民族主义弱化的趋势下的发展之路及其新民族身份的特点与内涵。霍布斯邦认为,即使民族主义在战后没有消失,它也已经失去在其在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那种推动力。因此,为了明确推动梅斯城市文化发展的动力,作者首先对战后欧洲的几种主流思潮和发展趋势、如两极格局、区域化、欧洲化以及现代化等进行了分析。在此之后,作者进一步对梅斯在二战后的城市发展和规划进行了陈述与分析。在民族主义弱化后,相对于1552年以来的集权体制,法国的地方分权政策让梅斯获得了更大的自主权。而随着法德冲突的消失,梅斯旧有的军事地位也被削弱,这使得它有机会跨越边界区寻求新的发展机会和角色。因此,这一阶段的梅斯在城市文化上显露出了去军事化、地域自决化、跨国界化和现代化的多元化发展趋向。而这种多元化的特点可以被看成是一种新的后民族主义身份。民族主义的兴起是社会从农业体系向工业体系过渡的重要现象。作为工业体系的载体,欧洲城市在现代化进程中都受到了民族主义的影响,而作为边境城市的梅斯更是如此。作者希望通过本文探究民族主义对于城市在近现代发展不同阶段的影响,为日后的城市及民族主义研究提供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