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运用现代汉语进行创作的蒙古族作家中的杰出代表,萧乾不仅是一位卓有成就的作家、翻译家,也是享誉世界的记者,更是中外文化交流使者。萧乾出生在清朝末年,成长于民国初期,经历了二战的炮火和新中国成立后各个发展时期的坎坷起伏,在20世纪的风云中渡过了八十九个春秋。他出身寒微,少年孤苦,从一个穷苦的蒙古族旗人后裔进而沦为在教会学校半工半读的孤儿,尽尝人间百苦,遍阅人生百态。所谓蚌病成珠,生活的缺失成就了他文学的机缘,使得他在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同时,又能够接受到宗教文化、欧美文化、中国新文艺思想等多元文化的深刻浸染,使其生命充满多彩传奇、兼容多方景致,其创作涉及众多体裁,视角兼及国内外。无论是匠心独具的文学作品,还是丰富精彩的二战报道,抑或是细腻丰润的英美文学翻译作品,都极具审美价值,富含思想光辉,充满着浓浓的人文精神及社会责任感。论文以萧乾个性心理特征的形成为起点,以不同文化要素在与萧乾生命体验的渗透交融过程中,对创作产生的不同层面的影响为线索,对萧乾创作中“多元”但却“一体”的文化内涵进行了分析。论文既注重了环境因素对创作主体的影响和塑造,又强调了作家的主观感情和文化立场对作品的决定性作用,立体地展现出了作家与文化的复杂关系,尤其涉及到了从前少有论及的萧乾的民族心理的分析。论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论述了萧乾创作基调的形成。在萧乾进行文学创作的第一阶段有两个显著特征,即利用童年视角进行叙述和自传式地书写。这种明显的特征必然引导我们到他的生活经历中去寻找他创作的原动力。经过分析可以发现,幼年失怙的哀痛、寄人篱下的自卑、民族身份的困惑成为他早期生活中最重要的情感体验,推动他在初期的创作中利用文学书写去寻求宣泄与补偿。但作家不同于普通人的地方在于,他能够将个体的缺失转化为更广泛的缺失,将个体的需求升华为更深层次的需求。他将对家的缺失感的宣泄和对身份归属感的渴求转化为一种对广大人民的关注、对社会责任的担当和对国家命运的关切,使家国情怀成为他创作的一种基调。在这一阶段,以仁孝为主的伦理观念和“家天下”的责任意识构成了他的主体文化意识,成为他一生的文化根基。第二部分论述了萧乾在加强文学作品的思想深度方面所做的努力。这种努力主要表现在他的基督教题材的小说创作上。萧乾从小生活在一个有宗教传统的家庭,后来的机缘机遇又让他在基督教文化的浸染中度过了少年时期。尽管他从主观上排斥基督教,但相关的文化审美意识和个别的宗教表述方式却已经成为他文化结构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这一阶段在萧乾生活中具有转折意义,是他生活上独立和思想上独立的开始。在这一阶段,他在共产主义革命思想和中国新文艺思潮的引导下,开始走上抗争的道路。这时,他的创作中已经渐有突破个人生活小圈子的趋势了。具体表现为从题材内容的转变带动创作思想的更加深入。自1935年开始,揭露基督教在中国进行宗教殖民的内容成为他小说的基本题材,这是萧乾进行宗教批判的开始,也表明作家已经能够站在全新的思想高度去进行创作了。在这一阶段,他通过自身的体验去表现印象中的基督教徒的伪善,并将这些内容写进他的小说作品中。基督教文化也成为他文化格局中重要的一部分。第三部分主要论述了萧乾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的工作,包括报刊编辑、文学评论、文学创作和文学译介。这一过程在他生活中历时最长,几乎是贯穿他整个写作历程的。除了他中小学阶段对西方文学的阅读和解放后的文学译介之外,旅英七载是这一阶段的关键时期。在这段时间里,他以一个用流利的英文进行演讲、写作和交流的全新中国知识分子形象向西方传递着古老中国文化现代化发展的信息,以借鉴包容的态度对西方经典文学进行深入地研究、思考,并将其优秀品质融入到自己的创作中。在此影响下,萧乾的创作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文学体裁向多样化发展,文学风貌更加洒脱自信,创作视角空前开阔,他以成熟稳健的姿态迎来了创作的高峰期。这一时期赋予他生命最富丽的色彩,也确立了他在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论文的最后一部分是对萧乾文化结构的总体梳理。作为文化影响的受体和文学创作的主体,萧乾与文化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他接受影响但却从没受制于影响,他对文化的态度始终是有选择性的,这才使他的创作呈现出了文化多元性和整体性。这一章从心理学的角度对萧乾的文化心理结构进行了分析,指出了萧乾的文化结构虽“多元”但终为“一体”的本质。同时,在把萧乾的文化心理作为一个整体的前提下,勾勒出了以关怀弱小生命为情感坐标、以民族认同为文化坐标的完整的文化心理地图。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发现,以“文化”为切入点对生活经历和创作经历相对复杂的作家进行研究,既能够对作家作品进行整体呈现,又能够从具体的脉络间找出创作规律、内在品质,同时也能够具体地发现,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中斩荆而行的文人们所面临的文化抉择和为推动中华民族文化所付出的艰苦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