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保护动物而立法在国际立法中已经十分常见,虽然现阶段动物福利标准在很多国家的动物保护立法中被普遍适用,但大多数国家在制定相关动物保护立法之初都是以禁止虐待动物为目的。而我国目前在相关立法上,整体还处于缺位状态,虐待动物行为得不到法律合理有效的规制。随着我国经济迅速发展,社会文明的进步,同时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人们也越发意识到残忍对待动物的不道德性,也更加关注动物保护问题,制定反虐待动物立法也是我国健全法治之路的重要环节之一。虐待动物行为在动物福利理念的影响下,其内涵有所扩大,不再局限于对动物身体上的保护,同时开始注重对动物精神上的呵护。但这并不适合中国的国民认知和发展现状,我国的立法依然应该从保护动物的生理健康开始。而各国限制动物的保护范围,并在保护范围内将动物进一步划分为不同类型的做法,既增加了立法的科学性,又能使立法在执行中更富有可操作性,可以保障反虐待动物的立法目的有效实现。我国制定反虐待动物立法也有着其现实的必要性,它可以缓解我国因立法缺失而造成的社会矛盾,体现我国文明的进步,为我国在国际社会的发展提供翘板。人们应当认清虐待动物行为具有的社会危害性,忽视或默许这种行为的发生,只会一步步造成更大的损害。随着动物保护立法的进一步发展,对虐待动物行为的判定有了更为具体的标准。在立法上如何界定虐待动物行为是反虐待动物立法的关键。在判断标准上,人们的行为复杂多变,因此不宜对判断虐待动物行为的标准作出过于死板具体的规定,将“不必要痛苦”作为重要标准之一,让法官结合具体情况和自身经验作出价值判断,对于合理断案更为有利。从拟定“虐待动物罪”的构成要件上分析,也能使人们更清楚虐待动物行为在什么情况下应该受到刑事法律的制裁。在立法中,明确虐待动物行为应负的法律责任是重点。我国缺少专门立法,现有的法律体系之下又很难有效规制这种行为。欧美国家在历经百年的立法进程中,已经形成了从民事到刑事相互配合的较为完善的处罚体系。大部分东亚国家的立法中,处罚力度较轻,尤其表现在罚金的金额和自由刑的标准上,但都明确体现了对虐待动物行为的反对态度。我国处在反虐待动物立法的初级阶段,东亚国家和地区对相关法律责任在形式和标准上的规定,在符合我国国情的前提下,就起到了良好的借鉴作用。在我国现有的反虐待动物立法体系下,围绕着缺少专门立法这一突出问题,还存在着立法观念落后、处罚力度弱等不足。我们应当认真对待这些问题,仔细摸索我国反虐待动物立法的模式。虐待动物行为有着现实的危害性,制定反虐待动物立法不仅符合时代潮流,符合国际立法趋势,也是中国构建和谐社会,完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