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在利用外资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效。外商在华直接投资规模不断扩大,方式日趋多样,逐渐成为中国资本积累的重要源泉,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在规模迅速增长的同时,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地区结构失衡问题却日益凸显。大部分外商直接投资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中西部地区外资利用的规模普遍偏小。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地区非均衡分布,已成为制约中国区域经济统筹发展的潜在障碍。因此,如何促进新增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区域合理分布,以缓解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地区分布失衡状况,是现阶段中国外资利用政策调整的首要目标。长期以来,中国各地区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在减免税、市场开放和基础设施建设等诸多方面给予外资不同程度的政策优惠。到目前为止,上述基于传统区位选择因素而制定的优惠措施,在各地区逐步趋同,对新增外资的激励效应也在不断下降。而且,在中国梯度式对外开放政策的框架下,东部地区的传统区位优势显然是中西部地区不可比拟的。如果仍然以传统的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因素作为调整中国外资利用政策的重心,不仅激励效应有限,而且还有可能导致外资分布的非均衡状况进一步恶化。因此,在既有的政策措施框架下,迫切需要寻找和确认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新兴区位因素,以此为基础制定和调整外资利用政策,才有可能逐步改变目前外资利用的非均衡格局。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渗透到生产经营的各个方面,为经营主体创造了持久稳定的竞争优势,成为地区和企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越来越多的外商资本以获取东道国的知识作为对外投资的目标。伴随知识生产所形成的知识溢出,有助于知识的扩散和吸收,因而成为吸引外商资本进入的重要新兴因素。本文在考虑知识溢出与外商直接投资交互影响的基础上,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分析和检验知识溢出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效应,并通过政策设计,探讨如何对各地区的知识溢出水平进行优化调整,从而实现引导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合理分布的政策目标。全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一章介绍本文的研究意义、思路和方法,并对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理论进行综述；第二章对知识溢出的内涵、特征和传递机制进行剖析,并运用贝叶斯空间计量模型测度中国各地区的知识溢出水平；第三章在回顾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发展历程的基础上,实证测度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地区非均衡程度,并评估这一非均衡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第四章梳理知识溢出与外商直接投资的理论关系,重点分析知识溢出对外商直接投资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第五章构建联立方程组模型,实证检验知识溢出对外商直接投资的直接和间接吸引效应；第六章通过数值模拟和非线性优化模型,检验不向的知识溢出分配模式对改善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地区非均衡分布的作用,并根据模拟和测算结果,有针对性地提出规范和引导地区间知识溢出合理流动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为实现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地区均衡分布创造条件。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得到如下基本结论：1.外商直接投资显著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而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地区非均衡分布则对中国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产生了明显的阻碍作用。为此,有必要通过政策措施的调整,降低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地区分布的非均衡程度。2.知识溢出通过直接和间接效应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产生影响。就直接影响效应而言,知识溢出通过多种形式增强地区的知识存量水平,从而实现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就间接影响效应而言,知识溢出通过与地区自主创新能力以及技术效率水平的直接联系,能够间接提升本地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力。3.基于数值模拟的结果,知识溢出净流出的均等化不利于外商直接投资的地区均衡分布,而知识溢出净流入的均等化,则有助于改善外商直接投资的地区非均衡状况。根据优化模型的测算结果,本文发现,如果要最大程度地改善外商直接投资地区分布不均衡状况,则应增加北京等14个省区的知识溢出净流出水平,即提高这些地区对周边地区知识生产的贡献度；同时,增加黑龙江等15个省区的知识溢出净流入水平,即提高周边地区对这些地区知识生产的贡献度。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1)应从保护知识产权和制定优惠政策两个方面入手,提高各地区的研发积极性,确保知识溢出净流出效应维持在合理水平；(2)应从推动产学研用合作、培养人文关系和产业关系网络等方面入手,促进知识溢出净流入效应的提升,确保知识溢出的合理吸收和流动；(3)应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为知识溢出的合理流动打造制度平台。上述政策措施的实施,能够推动知识溢出在区域间的合理流动,从而有效促进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地区均衡分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