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陕甘宁边区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做了广泛深刻研究，提高并肯定了中共在延安时期十三年的历史地位，成果丰硕。然而，由于战时环境等因素的制约，当时资料保存有限，且延安时期历史的深刻性和复杂性使得仍有一些领域亟待发掘和探索。对陕甘宁边区农民负担研究学界没有给予足够重视，研究成果极少。一定程度上，边区农民负担问题始终存在，且不同时期中共根据瞬息万变的客观历史环境又对农民政策有着灵活调整，使得农民负担问题又有一个变化的历史过程：一、1937年到1940年：轻徭薄赋，修养民力，农民负担很轻；二、1941至1942年：战事进入相持，外援断绝，农民负担较重；三、1943年至1947年：生产自给运动掀起高潮，为解放战争储备物资，农民负担较公平；四、1947至1948年：战争破坏，需求剧增，农民负担很重；五、1949年至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解放战争胜利，农民负担较轻。具体言之，陕甘宁边区农民负担大致可分为显性和隐性的负担，显性的负担主要集中于边区农民必须缴纳和应履行的义务，隐性的负担则是看起来政府和农民都处于有利地位而实质上又是一种变相的负担。公粮、公草是农民的主要负担，代耕代粮是必要的政策性负担，公盐和公盐代金是农民重要负担，运盐是农民较重的劳务负担，抗战动员也是不可忽视的临时负担。关注民计民生，关心边区民众疾苦，既是党中央领导人极为重视的问题，也是边区政府着力改善、解决的工作重中之重。为合理解决庞大的战争需要与有限的农民负担之间的矛盾冲突，党中央领导人高度重视、多次作出指导批示，边区政府也颁布了一系列重要措施。本文从两者中归纳梳理其关于农民负担的政策思想，大致分为三方面：一、为了革命事业，农民负担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二、解决农民负担问题，关键是增加农民收入，妥善处理“给”与“要”的矛盾；三、为减轻农民负担，公家人力争自给自足，精兵简政，提倡节约。中国自古就是农业为主体的国家，农民负担是衡量任何一个政权执政是否得当的重要砝码。农民负担对于中共治下的陕甘宁边区而言，同样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任何单从道德、功效等某一方面对其进行评价都是有失偏颇的。首先必须正确看待这一历史现象；其次，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明得失，边区的农民负担问题留给后人的不单是如何辩证看待这一历史现象，还有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如何减轻农民负担的历史经验这对当下发展“三农”事业仍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