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一九九八年起,我国开始实施以扩大政府支出为主要手段的积极财政政策并使之持续化,这可以说是我国政府首次、而且又是最大力度地主动运用财政支出为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服务。在积极财政政策实施不久,我国又开始实施大规模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推动地区经济的均衡发展。西部大开发目前是以政府投资为主,以此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和外资参与西部大开发,政府投资领域主要是交通、通信、能源以及其他重要的基础设施和基础项目。我国政府支出因此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引人注目。从对财政职能履行的角度来看,积极财政政策尽管也兼顾了资源配置职能和收入分配职能,但主要是立足于实现宏观经济的稳定增长。由于财政的三职能之间本身存在着内部冲突,所以积极财政政策难以完全避免公共资源配置的扭曲,从而降低政府资源配置的效率。市场经济体制的优越性正在于使市场资源的配置和政府资源的配置同时达到效率配置状态,所以在关注积极财政政策能否实现经济稳定增长的同时,也应注意积极财政政策能否使资源配置达到优化状态。我国对政府支出问题的研究相对于对收入问题的研究而言是比较忽视的,而对于政府支出的效率的研究就更为忽视,这对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与发展的需要而言是很不协调的。事实上,现有研究也没有为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做好充分的理论准备。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实质上就是政府与市场之间关系的协调与完善,其核心就是要解决政府的行为如何更加有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对经济资源的配置是有效率的,这就必然要求政府的资源配置有效率。但政府资源配置的效率是什么,我国政府的资源配置效率的实现程度如何,怎样实现政府的资源配置效率等等,这些理论与实践问题需要我们去思考和探索,但目前我国在这方面的工作还做得相当不够,这对于理论发展和实践的推动都是极为缺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