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作品自愿登记制度的创设初衷是减轻权利人举证压力、促进版权交易,并通过司法解释确定了作品登记证书在权属纠纷中的“初步证据”地位。然而,自1994年自愿登记制度实行以来,作品登记证书的证明效力如何,是否在司法实践中有效解决了著作权人的举证困难,尚无统一明确的结论。但综合国内学界和实务界人士的观点,我国作品登记的权属证明能力存在限制。立法上,对作品登记的定位模糊,没有明确登记证书的效力。在《著作权法》修订的过程中,国家版权局曾提交过增加著作权登记的草案,试图在立法层面加强登记的证明效力,但最终由于时机尚不成熟而放弃。法律层面虽然并没有增强作品登记效力的紧迫需求,但登记程序上却存在较大漏洞。我国作品登记证书本身无法证明创作具备著作权保护要件,由于登记内容由登记人自愿提供且仅经过形式审查,也无法证明创作的完成时间,登记证书在个案中不一定能完成权利归属的初步证明。而且,全国各省登记机关独立负责登记事务,即使统一了各地证书的格式和内容,由于各地审查流程和标准各异,从而导致证书的效力不同。通过比较国外登记制度后发现,是否对作品保护采取强制的注册登记手段和一国的登记制度历史习惯有关。在《伯尔尼公约》确定的著作权自动产生原则下,我国现有的作品登记制度较符合著作权保护的原则。此外,赋予登记较强证明效力,还需要较为细致和完善的登记配套体系。同时,为了节约保护成本,登记制度不一定要适用于所有类型作品,有些国家仅针对特定类型作品设置登记制度,赋予这些类型作品登记以特殊的证明效力。本文通过对3000余件司法案例统计分析发现,我国作品登记证书在权属纠纷中虽然不能证明创作是否满足著作权保护条件,但在固定作品权属证明文件、确定登记日后权利归属情况等方面具有较明显的作用。实证分析结果还显示,登记证书证明效力的差异还受作品类型、权利人身份以及登记时间早晚等因素的影响。根据第三章理论分析,本文在第五章提出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的建议。并将第三章中可量化的问题在第四章进行实证分析,从而提出调整登记内容等建议,促使作品登记证书更好地发挥其权属证明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