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鹗的《老残游记》是晚清时期四大谴责小说之一,因其题材及艺术成就备受译者青睐,用以传播中华文化。同时,众多学者从翻译主体、译者的文化认同、在西方读者中的接受程度等多个方亂对其英译本进行了深入研究。伦理一般指人际关系中的道德准则。翻译作为一项跨文化活动,必定会收到译者伦理道德的影响。因此,从伦理学角度开展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翻译伦理”一词由翻译家Antoine Berman(安托瓦纳·贝尔曼)首次提出,在20世纪60年代后“文化转向”出现后逐渐受到重视。纵观诸多伦理思想,Chesterman(切斯特曼)的五种伦理模式,即再现伦理、服务伦理、交际伦理、规范伦理及承诺伦理极具代表性。本文将基于Chesterman(切斯特曼)的五种翻译伦理模式,尝试对杨宪益和戴乃迭及哈罗德·沙迪克、连同耿智和萧立明出版的最新译本进行比较研究。作者认为,三个译本分别体现出了不同的伦理模式。正文中,本文将从四种角度,即姓名、习语、宗教词汇和诗词四个角度来探讨三个译本体现出的伦理模式。研究发现,只有杨、戴译本因其中缺少原作数个章节,无法满足再现伦理要求。沙译本在形式上最贴近原文,但由于译者对原文理解的偏差导致译文中出误译现象,因此耿、萧译本从再现伦理角度来说略胜一筹。除再现伦理外,三译本侧重了不同的伦理模式:杨、戴译本和耿、萧译本主要体现了交际伦理。耿、萧译本更好地保留了原文文化内涵且易于读者理解,因此从交际伦理角度看,耿、萧译本要胜于杨译本。沙译本体现最多的是规范伦理,更好地照顾到了读者的阅读需求和阅读期望,因而从规范伦理角度看,沙译本稍胜一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