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收入是“三农”问题中极为重要的一环,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和关键在于促进农民收入增长,但农村地区生产经营风险大、金融服务覆盖面低、融资成本高,使得农村金融服务效率难以与城市媲美。近年来,数字普惠金融在解决农村金融问题上愈发受到关注,其依托大数据与互联网,因而被视为能破除农村金融时间、地域短板的有效手段。但这一新现象是否能够促进农民收入增长,至今还没有可靠的定量结论。一方面,数字普惠金融本质上还是考虑成本和收益的金融服务,需要遵循市场规律,不能将其与财政转移支付及贫困补贴混为一谈;另一方面,数字普惠金融能够帮助农民获得有效融资,但对于金融素养较低的农民来说,自身有效需求不足、金融资源低效利用,也进一步导致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果大打折扣。基于此,本文聚焦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探讨数字普惠金融能否促进农民增收,及其作用机制。这对我们后续强化数字普惠金融体系、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对当下重点关注的共同富裕路径强化也有借鉴意义。国内外学者对于相关文献已有了丰富的积累。整体而言,既有研究较为详尽地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所带来的系列经济成果,但在农民增收的问题上,还有进一步的研究空间:一是相关文献在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关系时,忽视了农民自身教育水平对其融资利用率的影响,未考虑到部分即使获得融资渠道也难以提高收入;二是相关文献对数字普惠金融概念的混淆,将其与财政转移支付和社会贫困救助挂钩,而忽略了其作为金融所要遵循市场规律的本质;三是现有文献较少提及对数字普惠金融的有效监管手段,鱼龙混杂的各类新型数字普惠金融也可能进一步加剧了金融低效利用与农民自我排斥。在研究方法上,相关文献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一是对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测评往往只包含传统的信贷、储蓄等服务,而忽略了包括保险、支付等在内的互联网金融,并不能很好反应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现状;二是现有文献较多集中于省级层面或某一区域,利用宏观数据研究微观农民个体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本文选用微观层面的全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并将其与宏观层面的北大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以及城市统计年鉴数据进行合并进而构造混合截面数据,通过最小二乘估计及分位数回归验证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民收入的影响关系,并构建逐步回归模型,通过金融素养、创业选择和农业专业化三个维度,进一步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的作用机制,并通过异质性分析数字普惠金融的作用强度差异。结果显示:（1）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有显著影响,且当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升高时,中间收入阶层的农民受益最大;（2）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可以通过促进金融素养、创业以及促进农业专业化水平的提升来提高农民收入;（3）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程度与农民自身人力资本有关,低教育水平（未上过学或小学）及高教育水平（中专及以上）的农民获益更大。以上结论都证实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存在促进作用,但其效应也受农民个体教育水平差异影响,因而需要继续推进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强化其在农民金融素养、创业、农业专业化以及收入水平提升的作用,并且在推进发展的过程中要注重加强农民对数字普惠金融认知水平的提升,同时要注重数字普惠金融法律完善与平台有效审核监管,使得数字普惠金融的普惠性进一步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