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我国刑法中关于洗钱罪主体的界定方面,刑法学界存有大量争议。本文试图首先通过对刑法学者关于洗钱罪犯罪主体是否包括上游犯罪人现存争议观点的差异分析,进而找出不同观点背后的理论依据。目前,刑法学界关于洗钱罪主体是否包含上游犯罪人这一问题,主要集中在“否定论”与“肯定论”之间。“否定论”,也就是认为洗钱罪的犯罪主体不包括上游犯罪人在内。“肯定论”则是坚持上游犯罪人应被纳入洗钱罪犯罪主体的范围之内。通过对双方观点的初步研究,可以发现：双方的分歧点在于对刑法第191条中“其他”一项的理解,也就是“其他”一项在内容上是否包含上游犯罪人。这一问题则可以具体化到“其他”一项的性质上来,从而依据刑法学者对“其他”的划分标准,得以进一步探讨刑法第191条中所规定的“其他”一项是单法条限制项还是多法条限制项。为了弄清这个问题,就必须查明刑法条文中“其他”一项是否受到另外的一些刑法条文的限制。为此,对于这一争议的研究,还需要求助于司法解释。司法解释中的“明知”看似解决了这一问题,但究其本质,还是与“其他”一项一样,并没有把问题交代清楚。“否定论”者坚持“明知”带来了提示——从常理上讲,刑法不能规定对自己行为的“明知”。而“肯定论”者则坚持既然“明知”可以明知他人那么就更可以“明知”自己的观点。争论双方不仅谈到了我国关于洗钱罪的立法沿革,也述及了国外立法的值得借鉴之处,然而争论还是未能得到最终答案。上述分析,基本是以争论双方的主要观点为依据,更多是对两种观点的表面理解,并未真正对支撑观点的理论根源进行剖析。为了达到研究目的,就必须要从这两种观点的理论根源着手。通过进一步分析,可知“肯定论”与“否定论”之争的关键在于：如何解读“其他”和“明知”——是依附于刑法条文还是要根植与现实需求。“肯定论”坚持从现实生活的需求出发,如果不把上游犯罪人纳入洗钱罪主体范围之内,就可能会导致部分犯罪人逍遥法外；“否定论”则呼吁要从刑法条文之规定入手,通过对刑法条文的解读来把握条文背后的含义,依据条文与条文之间的内部关系做出合理解释。这也就意味着,在解释刑法条文的过程中,是选择围绕法律文本进行解释,还是超脱于法律文本之外来探求刑法的正义。对于这场争论,也就找到了各方观点背后的理论支撑之所在。总的来说,这也就是一个解释立场的选择问题：是“运用法律”,还是“创造法律”?解释者的取舍问题,不仅关系到洗钱罪犯罪主体的认定,同时也关系到对罪刑法定原则的坚持与否。面对刑法洗钱罪主体之困惑,“肯定论”者与“否定论”者各不相让,要突破现在的局面,必须严格依据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同时从刑法条文中对洗钱罪主体的规定和刑法洗钱罪所保护的法益上着手,以求进一步界定洗钱罪主体的范围。所以,为了真正贯彻罪刑法定原则,在解释法律条文的过程中,必须要站在围绕法律文本内容来进行解释的立场上。在选择了解释立场的前提下,反过来根据对洗钱罪所保护法益的进一步理解,各种问题也就迎刃而解。确定了洗钱罪所保护的法益,也就相当于解决了洗钱罪与赃物罪之间的关系。刑法第191条与第312条以及第349条之间具有逻辑上的关联性,这种关联使得赃物罪与洗钱罪之间的区分和界定上,两者的范围更加清晰,这不仅有利于刑事司法工作的开展,同时也是对罪刑法定原则的坚持。而上述两罪的区分则会进一步明确“其他”的涵摄范围。刑法第191条第1款第5项中“其他”一项应是多法条限制项,而非单法条限制项。通过以上分析和推理,关于“洗钱罪主体范围之困惑”这一界定难题自然迎刃而解。在遵循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下,上游犯罪人是不应该被纳入洗钱罪犯罪主体之范围的。也就是说,依据我国刑法的规定,洗钱罪的犯罪主体并不包括上游犯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