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内容是康有为、陈焕章等人在近代儒学危机时期选择以制度化宗教的形式来保存儒学、建构孔教的背景和建构过程及其影响,文章主体内容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叙述康有为和陈焕章选择用制度化宗教的方式保持儒学的社会文化背景及其可能性。自近代中西交通以来,由于战事的不利,一系列的割地赔款以及由此引发了深刻的社会和文化危机。儒学式微自非一日,随着1905年科举制的废除,儒学与权力链接最主要的渠道断裂,制度化儒学终于解体,与此同时,西方耶教在火器、财货的协同之下,在中华大地上横冲直闯,耶教日进,儒学日退,这激起了严重的文化冲突和儒生的“保教存学”之心。辛亥革命的爆发未曾使得中国社会的情形些许好转,反而愈发的社会混乱和道德沦丧。而制度化孔教的构想出乎康有为之手也非偶然。面临西方宗教和文化上的挑战,康有为早已试图建立一相同类型的宗教以做对抗,同时借助制度化的孔教保存“国魂”。而革命党人在辛亥之后激烈的“废止读经”的文化政策更是造成了信仰混乱和道德危机。通过孔教来重建道德、支撑国家,保存“国魂”甚至于借之把持操纵国会,是康有为陈焕章等人的主要目的。而称贤成圣、舍我其谁的独特个性和勇猛精进的佛家精神是康有为创教的主观因素；儒学所固有的提供信仰、融摄人心、内在超越的宗教品格也为康陈等人制度化孔教提供了客观可能性。文章的第二部分是详述康陈等人对“宗教”内涵的扩充及其对孔教具体的制度化方式。康有为认为宗教为人类社会之必不可少,而孔教是与耶、回、释诸教一样均为宗教无疑,所不同者,耶回之教崇鬼,是为神道教,孔子之教尊人,是为人道教。康有为视孔教为中国的“国魂”所在,孔子是创教之主,改制圣王,六经皆孔子手订,又通过他自己的《大同书》为孔教创建一个“大同世界”这样的彼岸世界。为了使孔教教义更合乎共和之意,他们又对孔教经典做了合乎民主、共和、自由等精神的修正和再阐释。更是以耶教教会、教规、仪式为蓝本,完善和重建孔教,创立孔教会,制定教规,设置了诸如诵经、祭天、祭孔等礼仪,创设教职,设圣地、定衣冠、采用孔子纪年等。与此同时,他们与时俱进地创办了《孔教会杂事》、《经世报》等刊物,开办孔教大学以广宣传,更是通过努力将孔教设立为国教以图再次恢复孔教昔日的荣光。第三部分略述孔教在大陆的寂灭缘由及其对后世所产生的影响。孔教之所以未在中国获得成功,首先的原因便在于康有为生搬硬套西方耶教搞出来的孔教理论本身的矛盾和不被认可,其次,中国人固有的宗教意识之淡薄、章太炎、蔡元培等革命党人以及新文化诸人对孔教的批驳、康有为个人在孔教运动中掺杂了过多的私货和野心等都是其所以不成的重要原因,更重要的是在近代人文、理性、科学精神浩浩荡荡、不可遏制的天下大势面前提倡不理性、非科学的宗教,这种逆时代潮流而动的行为,其失败也是理所当然的了。但是,也绝不能低估了康陈等人制度化孔教的影响,紧随着孔教之后的新儒家诸位贤哲虽然走着与康陈完全不同的道路,但他们所重视的儒学的宗教性与康陈同质,而当代中国的儒教复兴运动更是与孔教运动一脉相承,称其为孔教余绪亦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