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可能萍水相逢的双方,可能因为一句争吵,一个碰撞,一个不忿,继而发生轻微推搡、扭打、甚至发展到拳打、脚踢,而导致另一方死亡的案件在每年的刑事案件虽不多但也绝不少见。这些推搡、扭打、拳打、脚踢等行为,在一般情况下是很难对人造成死亡的结果,但特殊体质的被害人却是例外。特殊体质,是指有别于正常人的体质,主要是指身患特殊疾病或器官病变,如高血压、冠心病、心肌梗塞等,这些疾病如一颗定时炸弹,平时无声无息,并不妨碍人们的日常生活,爆发前人们甚至感受不到它的存在,但一旦爆发,就能瞬间夺走人的性命。随着社会经济科技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这些如定时炸弹般疾病的发病率也越来越高,轻微暴力致特殊体质被害人死亡案件日益增多。笔者从OpenLaw开放法律联盟网上搜集了 123份轻微暴力致人死亡的司法案例判决书,查阅了案件事实,通读了裁判理由,分析了罪名分布,发现司法实践中该类案件类案异判的现象十分突出,量刑轻重也各有不同,主要有故意伤害罪、过失致人死亡罪和无罪三种结果,而有罪判决占判决比例的98%,占据决定主导地位。然而,当我们把目光转向刑法学术界,又会发现另一番景象,学术界一般认为,行为人不应当对死亡结果承担责任,至于是通过客观归责论的运用、实行行为的判断亦或是传统方法的运用,只是论证方式的不同而已,并不影响对该类问题的看法。我们不禁要问,为何现实生活中司法裁判差异如此之大,且高达98%的有罪判决率与以无罪为原则,有罪为例外的理论界截然不同,这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文章认为主要有两大类原因,一方面是社会原因,“维稳优先”的社会理念导致司法裁判的功能定位偏差,“死者为大”的人文意识形态以一种无声无息的方式渗入司法领域,决定了司法人员的态度立场、控制了法律程序的运转效果。另一方面是法律原因,司法工作人员法理水平不足及相关判断标准的模糊性。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混淆了故意伤害和一般殴打的界限;泛化认定故意伤害与死亡之间的因果关系;对过失致人死亡罪中的预见可能性概念的理解极度抽象化。“唯结果论”的盛行,对主观归责宽泛的认定立场,导致司法实践中轻微暴力致特殊体质被害人的案件有罪率极高。如何纠偏司法异化,这对司法人员的理论水平、社会责任感和担当精神都提出了极高要求。针对上述法律问题,文章又从刑法理论界的角度分别对实行行为、部分因果关系理论以及新、旧过失论进行介绍与论述,但同时又指出上述理论在解释轻微暴力致特殊体质被害人死亡案件时存在的分歧及遇到的困惑。因此,我们必须在上述这些理论中寻找到一种更加合理、更加便捷的理论来解决上述问题,进而提出条件说作为归因、客观归责理论归责、再辅助采用法益侵害说的实行行为及“一般人标准”的主观恶性认定可以作为解决刑事责任认定的最优方法。仅从法理的角度来看,不同法院之间、检法之间、两级法院之间对案件的定性差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司法工作人员对行为人主观过错及在此主观下实施的轻微暴力行为与死亡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的理解与认定不同。而客观规则理论能很好的解决后一个问题,首先进行事实判断,看行为和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只需运用条件说即可;其次进行价值判断,讨论其危害结果是否可以归咎于行为。在经历过归因与归责之后,还需要通过分析行为人主观上是否明知被害人是特殊体质来判断该案是否属于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通过区分行为人有无结果预见义务和对结果回避义务的预见可能性来认定该案是否属于过失致人死亡亦或是意外事件,由此争取做到对被害人特殊体质案件中的被告人公正的定罪量刑。文章主要通过案例分析法、文献研究法、比较法等方法,对相关案例、犯罪构成和相关概念进行比较和分析,对相关理论学说进行概述,分析此类案件定性争议的根源,还并针对所分析的原因提出一些自己的粗浅的建议,希望能为该类案件的定性提供一些借鉴。刑事审判事关生杀予夺,对案件性质的认定,直接关系到行为人在这个社会上是否要背上“犯罪人”的标签,需要司法工作人员在办理案件时要紧扣法条和刑法理论,慎重行使手中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