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作为中国古代五礼之首,在国家意识形态以及国家权威的建构中处于核心地位。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国家祭祀与国家权威的建构都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作为古代边疆区域纳入王朝体系之后,国家权威与地方势力互动的重要落脚点之一“循化厅祭祀体统”,成为清代“边疆内化”以及“国家权威”与“地方性知识”互动与抉择的重要场域。相较于中华腹地而言,光绪朝循化厅祭祀体系具有显著特征。其一,由于独特的地域以及民族特点,循化厅最终形成了官方祭祀系统、民间祭祀系统、半官方祭祀系统—寺院,三维一体的祭祀格局。其二,祭祀作为王朝国家传播圣谕、教化民众以及宣扬儒家价值体系的重要手段,在循化厅由“化外”变为“内化”的建构中具有强化“国家权威”并加速儒家价值观推行的重要功能。不仅如此,面对循化厅地域的自我认同或自我建构,清王朝国家符号以及象征资本的适时调整成为双方互动之下的必然。在重复的仪式以及固定时间的共同支配下,清王朝企图于此地建构起一种国家合法性权威的公共象征体系,并且利用祭祀所特有的象征符号体系最终完成对民众的规训。本文以此为视角,以“循化厅档案”为史料核心,以晚清为时间断限,试图展现国家对于边疆祭祀体系的框架建构,并挖掘祭祀体系之下所体现的王朝国家权威不断对新纳土之民的渗透过程及其边疆区域国家意识的形成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