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艾约瑟的汉学研究为个案，综合历史学、语言学、宗教学等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在对其学术研究和学术活动进行比较全面系统的介绍和评价的基础上，揭示19世纪英国汉学的发展变化，还原长期被人低估的英国汉学的真实地位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19世纪以来，英国新教传教士进入中国以后，出于传教需要开始了一系列的汉学研究，他们所取得的斐然成果逐渐改写了欧洲汉学界由法国人独步天下的状况。特别是随着英国在西方与中国打交道过程中地位的不断提高，或者说随着英国帝国主义势力的壮大，从19世纪中期开始，英国汉学对欧洲的影响和贡献也越来越大。到了19世纪后半期，英国汉学的影响达到了鼎盛，涌现了大批颇有影响的汉学家，欧洲汉学界进入了一个所谓的“传教士汉学”全盛期。　　英国传教士艾约瑟(1823-1905)是这一时期英国众多的汉学家中的一位。艾约瑟生活的年代(1823-1905)正是英国女王维多利亚(1837-1901年在位)统治下的英国全盛时期。父辈的影响使他选择了传教士这个职业，让他来到遥远的东方。自1848年来华至1905年在华去世，他的身影始终活跃在汉学界，而这一时间段正好与英国汉学的这段兴衰史基本吻合。艾约瑟丰富的学术经历、广泛的研究领域和交游使他的汉学研究经历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他在在汉语、中国宗教、文化、历史、科技史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杰出成就，其广度、深度和高度是当时很多学者难以企及的。尤其是汉语研究方面的某些成就，在一段时间内曾代表了欧洲的最高水平。凭着其出人的语言天赋和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人特有的勤奋，他很快就掌握了汉语语言的钥匙，成为西方乃至世界上掌握汉语语言发展历史的第一人。　　然而，艾约瑟自身的某些矛盾(东西之间、业余与专业、科学与宗教之争)使他和同时代的许多英国汉学家一起，将英国汉学推向顶峰，同时也为它的衰落埋下了隐患。艾约瑟的汉学研究始终没有摆脱圣经的束缚。这使他的汉学研究始终都围绕着中西同源这个思路展开，最终难以走上专业化、科学化的道路。　　可以说，艾约瑟的学术道路实际上就是19世纪英国汉学发展历程的一个缩影，艾约瑟的学术命运实际上预示着英国汉学由盛转衰的宿命。因此，对艾约瑟的研究远远超出了个案研究的意义，它对于探讨19世纪英国汉学有着更为重要的典型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