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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转移问题一直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国内外专家学者纷纷撰文参与研究和讨论。然而,受统计调查数据不足的限制,多数研究不够深入、不够系统,特别是对劳动力流动过程的研究更是薄弱环节。因此,本论文选择中国劳动力流动过程作为研究重点。 研究思路: 本论文是一项实证研究,遵循实证研究的基本分析框架和逻辑,即由背景研究和现状分析出发,提出研究问题和重点,然后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研究假设,再利用有关模型进行实证研究,最后是应用分析,包括制度分析和政策分析。具体结构是: 第一部分是导论。主要介绍研究的背景、研究的主要问题、国内外文献综述、本项研究的意义、研究的方法和数据等。 第二部分是国外迁移理论的发展。主要介绍近一百年来国外劳动力迁移理论的演进及国际上最新研究成果,为本文的研究寻求理论支撑;同时,进一步从理论上说明农村劳动力流动转移在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第三部分是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因素的及理论假设。主要是依据国外迁移理论,对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过程进行解释,在分析影响中国劳动力流动的主要因素基础上,构造了一个多层次的综合的理论分析框架。 第四部分是农村劳动力外出决策模型(Probit模型)。主要是在比较农村外出劳动力和非外出劳动力、有外出劳动力的家庭和没有外出劳动力的家庭之间的统计特征基础上,根据第三部分的理论分析框架建立劳动力外出决策模型(Probit模型)。 第五部分是劳动力回流决策模型(Probit模型)。在比较回流劳动力和非回流劳动力的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和社区特征基础上,根据第三部分的理论分析框架建立劳动力回流决策模型(Probit模型),再根据住户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目标是说明为什么有的劳动力回流动了,而有的没有回流,是什么因素影响劳动力回流决策。 第六部分是农村劳动力留城时间模型。由于缺乏实际留城农民工的基本信息,因此这里只能以在城市打工6个月以上的农民工的基本信息取而代之,这样做的主要依据是目前这部分农民工已事实上被统计为城市常居人口。 第七部分是劳动力流动迁移的制度障碍。由于制度变量的重要性、难度量性和调查资料的不完备性,因此制度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难以在第四到第六章的实证模型中充分展示,需要进一步分析。 第八部分是城乡统筹的战略分析。之所以写这一章有两个目的:一是回答中国在战略上要不要推动农村劳动力流动和迁移过程的统一?二是分析中国开展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运动将对劳动力流动行为和过程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第九章是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总结前面各章研究的主要结论;利用这些结论,结合中国现实条件和长期发展战略,提出以加快农村劳动力流动转移为重点的城乡统筹政策和新农村建设政策建议。 主要结论: 本研究利用国家统计局2003-2004年农村住户抽样调查1/2的样本数据(34000户),主要对农村劳动力外出、回流和留城行为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结论。这些结论验证了理论模型的基本假设,为制定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迁移政策提供了客观依据。主要结论有: 无论是绝对收入还是相对收入都对农村劳动力外出、回流和留城行为产生了重要影响。家庭收入对劳动力外出的影响呈“倒U”形,在中等收入水平以前,劳动力外出的可能性与家庭收入成正比,到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后,随着家庭收入的提高,家庭劳动力外出的可能性反而下降,最富的家庭和最穷的家庭一样具有相对较低的外出可能性;家庭收入对劳动力回流的影响不显著,但对留城行为的影响非常显著,富裕家庭的外出劳动力家庭负担较轻,在家庭的支持下比较容易做出留城的决定。 无论是劳动力的外出行为还是回流行为或留城行为都是人力资本选择的结果。人力资本迁移理论的相关假设都被显著地证明是正确的。 家庭规模和结构对劳动力外出、回流和留城均产生影响,体现了家庭对劳动力资源分配和使用的主导性,也证明了新经济迁移理论有关劳动力流动是家庭分享合约的假设。 土地资源和土地制度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也是显著的。就土地资源来说,其对劳动力流动行为的影响如同劳动力资源影响的对立面,土地资源越多,意味着家庭劳动力资源相对紧张,户主在安排劳动力外出时受到限制。 家庭财产和农村市场流动性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部分得到证实,但由于资料的限制,其结果不是很理想。以生产性固定资产和房产为代表的家庭财产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类似家庭收入的影响,家庭财产越多,劳动力不容易外出,但一旦外出,就容易在家庭支持下留在城市。 社区发展对劳动力流动决策产生多重影响。以乡镇企业就业水平为代表的社区非农产业发展水平与劳动力外出的可能性成反比、与回流的可能性成正比、与留城的可能性成正比。交通的影响比较复杂:交通越好,劳动力越容易外出,也容易回流;交通条件差、路途远的外出劳动力回流可能性低,因为顾虑交通成本的影响;但交通条件对留城的影响是不明确的,这与中国大多数外出劳动力来自中西部地区有关。 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对户籍制度、住房制度和土地制度等三大制度的影响及作用机制进行了系统分析,主要结论有: 中国特有户籍管理制度限制了劳动力迁陡的自由,强化了工业对农业、城市对农村的剥夺;隐藏在户口制度之后的就业、医疗、教育、住房等一系列城市偏向性的社会保障制度加大了农民进城的壁垒和迁移成本;城市福利制度的剥离程度和市场化程度决定了户口放开的程度。 政策建议: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从总体上已进入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工业化必然带动城市化,客观上要求加快农村劳动力流动和迁移过程的统一。目前加快城镇化的条件也已经成熟:一是经济实力和城市基础条件已初步具备大量接收农村人口的条件;二是1亿多农村劳动力在城市打工,经过了城市生活的冼礼,大部分具备了在城市生存的能力;三是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初步建立。因此,今后要在发展战略上必须高度重视加快农村劳动力流动、迁移和城镇化。 根据各章研究得出的结论,围绕加快农村劳动力流动和迁移这一主线,提出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城乡统筹发展的政策建议: 城市改革政策 (1)坚定不移地改革城乡分割的户口管理制度,清除劳动力迁移的制度性障碍。改革的难点是剥离户口制度背后的城市偏向性的各种福利制度,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 (2)改革城市住房制度,加快建立面向包括城市农民工在内的低收入阶层的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制度。为此,一要做好城市发展规划,增加住房建设投入,建设一批面向农民工的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二要允许就业稳定的农民工购买经济适用房,买房和租房都不受户口限制;三要改造城市中已经存在“民工村”,尽可能防止城市“贫民窟”现象膨胀;四是以大中城市城乡结合部为依托建设一批基础设施比较比较齐全的外来人口居住社区,为刚进城的农民提供周转房。 (3)改革城市用工制度,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制度。要让农民工能平等地参与就业竞争,平等地享受劳动权利和劳动保险,消除城市就业歧视。 (4)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要加大小城镇建设和发展的力度。首先,国家要把小城镇发展作为一项大的发展战略纳入国家和各地发展规划;其次,要以县城、中心镇和乡镇企业发展的集中地为依托,结合新农村建设规划,合理布局,统一规划,积极推进小城镇建设;三是加大对小城镇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运用市场机制,调动社会投资的积极性,建立可持续的小城镇基础设施投入和管理体制。 新农村建设政策 (5)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事业,加大对现有农村劳动力和农民工的培训力度,用十年的时间培养出一代有文化有技术的新人。 (6)加大农村基础设施投入,重点是实现“村村通”工程。建议将资金重点用在通电和通广播电视工程上,因为这有利于促进农村人口观念的转变和人力资本的提高,有利于推动农村劳动力流动。 (7)完善农村土地制度,建立和规范土地使用权流转机制。一要重视和维护农民土地所有权,不得随意征用和侵占农民土地;二要稳定和维护农民土地经营权,不能随意调整和再分配,特别是对外出劳动力不能取消或随意收回土地经营权,消除劳动力外出的后顾之忧;三要积极探索和建立土地使用权有偿流转机制,要鼓励土地流动和转包,特别是要鼓励那些有意留在城市的农民工及家人放弃土地经营权并获得相应的补偿,土地流转必须坚持自愿、有偿的原则。 创新之处: 由于本论文的研究重点是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确定的,因此研究的定位具有一定的超前性;所运用的调查数据也是目前国内外独一无二的农村住户抽样调查数据,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以下几点有新的进展: (1)系统地整理了80年代以来农村劳动力的流量和存量,在此基础上推算了中国实际城市化率;利用住户调查资料,对外出劳动力、回流劳动力和留城劳动力的个体、家庭和社区特征进行了系统的统计分析;特别是在比较农村劳动力外出和非外出时,将农村非外出劳动力分成无外出而从事农业和无外出而从事非农产业的劳动力,使人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他们之间的区别。 (2)对劳动力流动的全过程进行了系统研究,同时验证了劳动力外出、回流和留城三个环节的影响因素和结果,而不仅仅是对其中一个环节进行研究。 但是,由于研究数据、时间和能力的制约,本文也留下了不少遗憾。主要是对回流和留城过程的分析不够深入,一些制度变量没有办法量化,影响了实证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