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5年10月存款利率上限取消,我国的利率管制已基本全面放开,银行业的竞争格局正逐步改变。市场竞争程度的加剧和竞争策略导向的增强使得银行竞争对其风险承担行为的传导机制逐渐明晰:存贷利差缩小,竞争加剧,信用风险加大。这些都会对银行的风险承担行为产生一定的影响。而商业银行若不能有效管理所承担的风险,则可能会陷入破产困境,甚至还会危及金融市场稳定或造成经济衰退。因此,对利率市场化下商业银行竞争与风险承担及两者关联效应展开相关研究具有较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基于我国利率市场化背景,结合局部均衡模型和一般均衡模型,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考察商业银行竞争、个体风险承担以及系统性风险承担之间的关系。本文核心内容共分为六大部分,具体包括:第一部分,在回顾了利率市场化理论的发展之后,从金融效率和金融稳定两方面对银行竞争理论进行阐述;接着,分别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动机、决策、治理进行理论解释;最后,理论分析了银行系统性风险承担的成因,从而从理论上系统地认识利率市场化、银行竞争和风险承担及其关联效应,并为后续相关实证研究奠定基础。第二部分,在回溯了我国利率市场化制度的推进与发展之后,分别从缩小利差、加剧竞争、引发创新、推动结构调整、加剧金融脆弱性五个方面进一步阐述了利率市场化对商业银行带来的影响,并分别对利率市场化下的商业银行竞争状态及风险承担行为状况进行描述性分析,揭示了利率市场化下银行竞争与风险承担的变化趋势,分析了其影响机制。第三部分,通过构建利率市场化指数IRLI指标和银行业竞争指数Lerner指标,重点考察了在我国利率市场化逐步深化的背景下银行业竞争与银行风险承担的关系。本章利用门槛面板模型,实证研究发现行业竞争与银行风险承担的相关性状态依赖于利率市场化水平,即当利率市场化程度低于临界值时,行业竞争与银行风险承担水平负相关,“风险转移效应”显著大于“特许权价值效应”;当利率市场化程度超过临界值时,银行风险承担的“风险转移效应”显著被削弱,而“特许权价值效应”逐渐占据主导。因此,伴随利率市场化改革逐步深化,监管当局应把握适度行业竞争水平,并且引导银行业规范有效的竞争模式。第四部分,进一步讨论了银行业竞争与银行对系统性风险贡献度的关系。目的在于考察银行业竞争是否在影响银行个体风险承担的同时,也影响了银行个体对整个银行体系系统性风险形成的贡献度。通过使用SRISK指标作为银行系统性风险测度,我们发现随着利率市场化不断深化,加剧的银行业竞争虽然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银行的个体风险承担,但却缓解了银行对系统性风险的贡献程度。银行业竞争与两类不同维度风险的双重关系看似矛盾,实则一致,都可以借“特许权价值效应”来理解。当银行市场势力增强时,它们通常更有激励动机来维护特许权价值,而选择更小的违约破产风险。减少违约破产风险可以有两种途径:一是减少个体风险承担;二是通过增加与其它银行风险承担相关性来提高系统性风险贡献度。后者也许是银行的主动策略性选择,因为监管当局面临“多而不倒(too-many-to-fail)”的两难抉择,也可能是按本章理论模型指出的那样,多数银行为了规避风险而过度多元化,造成的副作用就是减少了整个银行体系的多元性,反而增加了系统性风险。第五部分,我们把银行业竞争与银行风险承担的讨论延伸到了一般均衡模型,并引入社会福利来探讨最优银行业竞争程度。过往的银行业竞争与银行风险承担相关理论大多基于局部均衡模型,因此无法捕获银行业竞争的一般均衡效应,并不完全适合进行规范性经济讨论。在本章中,我们构建了一般均衡模型来研究银行业竞争的社会福利效应,并发现银行业的竞争性均衡尽管激励银行更高的风险承担,但却增进了社会福利。其原因在于,利率市场化下模型中银行业竞争推高存款利率,使得更多的经济个体选择成为存款人,而不是银行业者,因此银行的社会资源占用下降,提高了可用于实体经济的社会资源占比,投资规模上升,社会福利增加。银行业竞争的一般均衡效应颠覆了之前部分均衡模型中的结论。我们需要进一步审视利率市场化带来的银行业潜在风险承担是否完全对经济发展有害,并据此完善相关金融监管目标与政策。第六部分,在动态一般均衡框架下进一步讨论银行系统性风险承担激励动机以及最优风险防范措施。银行在模型中决定是否承担系统性风险,其决策权衡在于:一方面在稳定期时获得风险转移收益,另一方面在发生系统性危机后获得幸存资本特许权价值(last bank standing effect)。通过讨论资本充足要求在宏观审慎管理中的作用,我们发现资本要求虽然在稳定期时降低了信贷投资与产出规模,但同时通过增强危机后的最后银行特许权价值效应缓解了银行的系统性风险承担。综合考虑上述两难权衡以及引入社会福利函数,我们通过模型数值模拟找到了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资本要求水平,高于目前巴塞尔协议Ⅲ和银监会所规定的最低资本充足要求水平。通过数值模拟比较现实中较低的资本要求和理想状态下较高的资本要求监管环境,我们发现在发生系统性危机时,低资本要求监管环境下由于银行系统性风险承担更大,信贷和产出的下滑程度都要严重得多。另一个发现是系统性风险承担会在资本要求逆周期调整情况下恶化,因为逆周期调整会降低银行在系统性危机时的稀缺资本租金(scarcity capital rents),鼓励银行在稳定期承担更多的系统性风险。论文主要创新之处:第一、利用门限面板模型,分析了银行业竞争与银行风险承担的非线性关系,并首次在国内使用银行的基于市场数据计算的违约距离(Distance to Default)作为银行风险承担测度。第二、基于Wagner(2010)构建理论模型分析银行业竞争与银行业系统性风险的关系,并运用SRISK作为衡量中国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贡献度的测度,实证揭示了银行业竞争缓解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基本事实。第三、通过构建包含存款人,银行业者和企业主的一般均衡模型,首次研究了中国银行业竞争对银行风险承担的一般均衡效应,并引入了社会福利测度,发现银行业竞争虽然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银行风险承担,却由于一般均衡效应对社会福利有增进作用。第四、在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框架下,揭示了银行的系统性风险承担动机,并结合宏观审慎管理的背景,讨论了银行系统性风险承担与资本最低要求的相互关系。通过数值模拟发现最优资本要求高于银监会资本充足率最低要求。最后通过比较两种资本要求环境下系统性危机对实体经济冲击的程度,给出监管部门在进行宏观审慎管理时的权衡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