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大力推动法治化营商环境的需要,行政协议这一由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签订的协议类型与数量不断丰富。2015年行政诉讼法的修改将行政协议正式纳入行政诉讼的范围之下,而2019年12月最高法关于行政协议案件的审理规定更是将行政协议案件的审理与司法审查等方方面面的重难点问题作出了系列的规定。但毕竟我国行政协议案件的司法实践只是刚刚起步,因此在规定中也有略显不足的地方,有待进一步完善。首先通过在无讼文书网上检索2015-2019年行政协议案件的一审裁判文书,筛选研究分析所参照的样本案例,梳理样本的数据与内容情况,从而总结出行政协议案件在近五年的司法实践中的落实状况。其次,根据行政协议案件的样本数据发现,行政协议案件的司法审查规则并不完善,存在很多理论与实务上的争议:其一,行政协议的受案范围和判断标准存在争论,司法实践中所确认的行政协议类型远远超出法律中的列举类型;其二,认定原告的标准较为单一,且对行政协议第三人和行政机关的原告资格尚存疑虑,司法实践中对协议第三方的原告资格也缺乏统一的认定标准;其三,举证责任分配的审查也缺乏明确的规定,法律规定与实务中存在差异,行政机关和行政协议相对人应当承担怎样的证据证明责任还需要进一步的确认;其四,审查标准也待明确,合法性、合约性、合理性的审查标准可否适用还值得探讨;其五,裁判方式适用条件未明确,判决方式的类型不足以完全化解行政协议的实质纠纷,判决方式的内在适用关系不清晰,尚未形成完整的判决体系。最后,通过对行政协议审理规定的理解与解读,总结出完善行政协议案件司法审查规则的合理化构想:其一,扩大行政协议的可诉范围,确定识别标准;其二,明确行政协议第三人的原告资格,实行行政机关的非诉执行制度;其三,明确规定行政协议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审查规则,更加详细全面地规定原告与被告承担举证责任的细节;其四,评估行政协议是否有效,确立审查行政协议效力的标准;其五,进一步明确判决方式的适用条件,补充判决方式新类型,构建更加统一的判决方式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