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罗伯特·克里利宣称缺乏所谓的重要观点,但实际上却有着自己的诗歌尺度或标准。从他各种场合的谈话和写作中,我们可以归纳出他关于诗歌及其形式、语言和情感的四个尺度:1)诗歌是诗人自身现象性的尺度;2)形式是内容的延伸;3)词语是事物;4)情感是诗歌的首要尺度。通过遵循诗歌是诗人自身现象性的尺度,克里利甘冒不讳地把诗歌从原有的陈规陋习中解脱出来。在克里利的诗歌中,这一尺度表现为强调时间的偶然流动,瞬间先于形式,同一性主体的消解以及世界的碎片性。克里利的这一尺度可能间接或直接地受到了济慈的影响。比较济慈的“消极能力”和克里利的尺度,可以发现后者是前者当代语境下的变体。克里利的尺度“形式是内容的延伸”是投射诗三原理之一,和其他两原理有着紧密的联系。他的《疯子》一诗极好地展示了这些原理及其内在联系。由于其试图推翻形式与内容之二元对立,克里利的形式观有着明显的后现代特征。但克里利在诗歌实践中并不总是忠实于自己的理论。他的许多诗歌有明显的预先策划或事后修改的痕迹,这些都与他那要求自发写作的形式观相抵牾。“词语是事物”是克里利关于诗歌语言的尺度。词语的事物性在克里利的诗歌中从四个方面得到体现:1)阻碍语言和现实的联系;2)直接以言行事;3)削弱语言的主观性;4)凸显语言自身特质。为了使词语成为事物般的存在,克里利采取的对策是平实地写作。在他看来,平实地写作意味着写下诗人心中的现实。这就产生了其语言观中的一个疑点。因为诗人心中的现实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并不客观,而是很主观。既然现实是主观的,他人也就很难判断呈现该现实的诗歌语言是否平实。一个人认为平实的语言,另一个人可能认为不平实。语言的平实性因而变得非常相对,其事物性也就成为了问题。克里利语言观的另一可疑之处是,他认为语言的事物性在自发写作的状态下能得到最佳实现,而事实证明他“自发的”诗歌却被修改过。克里利的语言观传承了庞德-威廉斯-朱可夫斯基传统,受到了其好友查尔斯·奥尔森及同时代的视觉艺术家,尤其是抽象表现主义者的影响。他对词语潜能的关注对其后的语言诗人产生了影响。情感一直以来是诗歌不可或缺的元素,这对克里利也毫不例外。他认为情感是诗歌的首要尺度。情感贯穿于克里利诗歌生涯中的所有诗歌。他对前两个尺度的遵循使他能够把情感以最原始的状态表达出来,而他对词语的事物性之尺度的遵循表面上似乎不利于情感的表达,但实际上却使得他的情感表达方式分外独特。正因为克里利不仅把情感当作诗歌的首要尺度,而且还同时遵循其它三个尺度,他的情感表达方式才与浪漫派和自白派大相径庭。克里利的四个尺度并非独立的存在,而是有着紧密的联系。一方面,遵循一个尺度意味着同时遵循其它尺度。另一方面,违背一个尺度将导致背离其它尺度。在诗歌创作中严格遵循这些尺度是一种理想的情形。克里利本人也未能时刻遵循。尽管如此,他对美国诗歌的贡献却不能忽视。他用自己的四尺度继承并发展了惠特曼-庞德-威廉斯以降的美国诗歌传统,同时为语言诗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