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初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全国上下民众积极行动，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相互配合，从基层社区、村庄到城市都取得了显著的防控成效，在国际疫情形势依然严峻的形势下迅速遏制疫情大范围蔓延。但是不少地方在此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中还是暴露出许多问题，存在政府和社会组织各自为政，信息交流受阻，人力物力、资源浪费等问题，导致在紧急状态下的防控效果呈现“碎片化”，使得二者的合作效果大打折扣。西方兴起的协同治理理论契合了重大突发卫生事件应急响应的现实要求，在紧张状态下，有效的协同机制可以弥补政府力量的不足，特别是非常规状态下，传统的“自上而下”的命令执行失效，需要社会组织深入不同层级的防控单元。而从二者关系来看，2003年“非典”过后，在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防控体系中，政社关系处于“政府主导”的“权力-执行”模式，强调行政权力的重要性，对于社会组织参与协同治理的概念尚不清晰。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作为国内又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这场“战疫”应考中，多元主体参与的协同治理克服了传统的单线型治理模式，进而更加迅速的控制住疫情蔓延。本文将在重点梳理我国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中政社关系的演变进程，并聚焦此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政府和社会组织，选取山东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受到民政部表彰的青岛市“四社联动”案例和引发社会关注的“寿光捐菜事件”这一负面案例，深入分析案例中存在的政社协同困境及原因，并据此提出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中完善政社协同治理效果的优化建议，改进政社关系和体制机制，以期在面临相似突发事件时可以达到高效率、精细化、协同性的治理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