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决策中层为视角,考察肯尼迪和约翰逊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研究重点着眼于两个层面:理论层面,探讨决策中层在美国外交决策中的地位、作用和影响；实证层面,解析决策中层与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对华决策的关系；基本假设是: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的决策中层影响了决策核心对华外交决策的选择,决策中层在决策过程中的活动同对华政策具体结果密切相关。　　 “决策中层”的概念来源于罗杰·希尔斯曼提出的外交决策“同心圆”模式。希尔斯曼认为,美国外交决策机制包含—系列的“同心圆”,分为三个层次。最内层是总统、总统主要顾问,和他在行政机构任命的主要官员如国务卿、国防部长等；中层是行政分支各部门和机构人员,包括为决策核心提供建议和意见的行政机构官员；外层包括国会、利益集团、公众舆论和媒体。“同心圆”模式清晰地展现了美国外交决策机制的各种势力和力量在其中所处的地位,说明了各个层次在决策中的地位和承担的职能各不相同:决策外层提供政策咨询和进行政策制衡,影响外交政策；决策中层承担政策的制订和执行,是外交决策的参与者;决策内层即决策核心拥有最终决策权,是政策的决定者。　　 希尔斯曼的决策中层指的是“行政分支各部门和机构人员”,也就是说国务院、国防部、中央情报局等机构除了其最高领导人国务卿、国防部长、中央情报局局长等高级官员处于决策最内圈,其他官员都为决策机制的中层。本文借鉴希尔斯曼对决策层次的划分,但在具体案例解析时,将时间和代表人物具体化,探讨国务院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中层官员在20世纪60年代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对华政策中的地位、作用和影响。论文通过决策中层在决策过程中的活动揭示美国对华政策出台的机制过程,突出决策中层对政策结果的塑造性作用。决策中层在参与决策过程中受到各种利益形态的影响从而对待同一问题持有不同观点,利用决策准备的信息收集和信息选择过程,形成对决策问题的基本认知,进而在决策过程中通过各种策略影响决策核心的政策选择,最终使决策中层的具体政策意见上升为国家外交政策。　　 美国从20世纪50年代对中国的全面遏制和孤立封锁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做出对华缓和的第一步,其对华政策转变的酝酿正在于1961到1968年肯尼迪和约翰逊执政的这一时期。这一时期作为冷战进程中的一个中间环节,就美国对华政策的延续性而言,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从一定程度上讲,60年代是美中关系一个时期的结束,同时是另一个时期的开端。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对华关系的独特性为展示决策中层在美国外交决策机制中的作用提供了丰富多彩的舞台,而决策中层在美国外交决策机制中的活跃也造就了这一时期美国对华关系的特性。　　 文章通过案例解析的方法,论述决策中层在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对华政策上的作用。在如何看待中苏分歧、中国加入联合国问题、国民党政府沿海岛屿撤兵问题以及放松对华贸易和旅行禁令问题上,主张改变对华政策的决策中层缓和派和主张坚持对华遏制的保守派都产生了大量的政策争议和矛盾。缓和派从宏观方面认识到中苏分歧的意义,主张具体调整对华政策,允许中国加入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敦促国民党从沿海岛屿撤兵,放松对华贸易和旅行禁令等等。在与保守派的争论中,缓和派处于胜少负多的局面,但保守派的胜利同样有力地说明了决策中层对核心的影响力。　　 国务院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决策中层对华缓和派官员与决策核心积极互动,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对华接触的作用,直接造就了60年代美国对华政策的“微调”。在60年代美中两国对峙的总体态势下,决策中层缓和派的努力最终并没有形成在肯尼迪和约翰逊时期同中国建交的理想结果。但是,美国对华政策从50年代“遏制并孤立”发展到了“遏制但不孤立”,对华接触的增加无疑是有利于中美两国的关系向良性转变的。决策中层缓和派在对华关系上的不懈努力,为美国国内对华政策缓和塑造了必不可少的良性环境,而这一环境的塑造为尼克松政府对华政策的根本转变做了铺垫和准备。　　 论文希望通过从决策中层这一视角解读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的对华政策,使我们更好的理解美国对华决策机制,熟悉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过程。